历史书写与西方想象：
“为人生”文论话语试析
康建伟
[摘要]：“为人生的艺术”在20世纪20年代被新文学家引进，作为一个“新术语”被各类辞书收录。将“为人生的艺术”这一陈述看作一种话语，通过对这一话语形塑的历史考察，在一个侧面能够剖析这一话语背后的西方想象、观念生产与知识构建。“为人生的艺术”这一话语是转型时代的文艺家在古今、中西的冲突中遭遇价值困窘、认同危机时创造的新术语，既包含着新文学家将西方想象权威化并自命为合法阐释者的权力策略，又渗透着挥之不去的引类譬喻的传统思维模式，表达了转型时代迫切的术语期待。
[关键词]为人生,新术语,话语,形塑,恋他
有学者将百年现代文论概括为“为政治”、“为人生”、“为艺术而艺术”三种文艺观的角逐：先是政治与纯文艺观的并存，继之是“人的文学”、“为人生”与“为艺术”的观点争鸣，后来政治的文艺观渐趋强势，最后占据绝对的优势，而现在主导层面，似乎人生的文艺观又重新获得优势地位。[1]还有学者将之简约为“为人生”的“工具论”与“为艺术”的“自主论”这一悖论式存在，从而以政治与艺术的双重现代性追求，来把握百年现代文论，并认为这种双重现代性的追求影响到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艺术及其理论的发展走向。[2]以上论述尽管具体取向不同，但都赋予“为人生”文论话语在百年现代文论中具有囊括一个时段，把握时代脉搏的地位。从研究现状来看，对于“为人生”话语的解释，呈现出一种明显的逆推现象，即将“为人生的艺术”这一话语，作为一个更为宏大的理论体系（比如说现实主义、人道主义、民族国家、现代性）的一个发展阶段来论述，其价值，也仅仅是作为这些宏大话语的过渡形态来呈现和分析的。过于司空见惯往往会导致习焉不察，“为人生”文学观是不是也存在着伯林所说的“因为过于不证自明，它反而没有得到经常的强调”[3]的情况呢？本文尝试做一番历史清理和话语分析。
一、曾经的新术语：被收录的“为人生的艺术”
带着这样的问题意识重新审视“为人生的艺术”，会发现“为人生”话语在表述上呈现出一种“口号”般的应时性与普适性，通常认为这一“口号”以直白明了的话语道出了文学的功利色彩，如此而已，并无理论深度可值得深究。更为困惑的是一旦进入“为人生”话语语境，会发现在这一直白浅显的“口号”下，众多的思潮、主义均在抢占对这一话语的控制权。即便在同一人道主义思潮之下，同样存在着众多的分歧与理论着眼点。取径不同，导致在论战层面的剑拔弩张，各种思潮都强调自己对“为人生”的合法性诠释，在这一简单的表达之下的是纷纷扰扰的众声喧哗，而对这一似乎不证自明的历史与逻辑的剖析却往往是歧路丛生，举步维艰。最后，经由文学史形塑的“为人生”话语往往等同于现实主义，简约化类比性的思维模式，将文学思想与创作方法等同，遂使得“为人生”连同现实主义一样往往被认为陈旧、过时，相比于先锋理论的叱咤风云，很是有明日黄花之感。
查诸资料，介宾短语的“为人生”一词一直要到20世纪20年代才开始大量出现。年2月10日出版的《小说月报》，登朗损（沈雁冰）的《新文学研究者的责任与努力》提到“现在对于‘艺术为艺术呢，艺术为人生’的问题尚没有完全解决，然而以文学为纯为艺术的艺术我们应是不承认的”[4]。随后表述逐渐增多，当然，这一短语的出现也决非空穴来风，其含义可追溯到此前周作人译介的“人生的艺术”，而时间则是年4月19日，周作人在北京大学作了一场题为《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演讲。他在介绍二叶亭四迷及其小说《浮云》时，第一次向国人介绍了“人生的艺术派”这一名词。在年《平民文学》中又强调平民文学，再次肯定了“人生艺术派”的文学。年1月6日在北平少年学会的讲演《新文学的要求》中，对于“人生派”与“艺术派”做了相当公允的论述，正式提出“人生的文学”：“这人道主义的文学，我们前面称他为人生的文学，又有人称为理想主义的文学；名称尽有所异，实质终是一样，就是个人以人类之一的资格，用艺术的方法表现个人的感情，代表人类的意志，有影响于人间生活幸福的文学。”[5]
《小说月报》书影
“人生”虽可见于古代文献，但“为人生的艺术”在当时确实作为一个新名词而被人们津津乐道。年出版的《新名词辞典》就将“为人生的艺术”作为“新名词”收录，解释为：“即谓艺术本身无价值可言，须对于人生有所作用才有意义与价值的主张。”[6]查诸此时的辞书，年的《教育大辞书》，最先收录“为人生的艺术”条目，解释道：“为人生的艺术ArtforLife’ssake”：“此与‘为艺术的艺术’相对，而主张以考察现实人生为艺术之目的者。”[7]这类辞书在介绍“为人生的艺术”时，一般和“为艺术的艺术”相对照加以解释，通常将其作为一个外来词来使用，引号便是其外在的身份标志，同时也伴以英文“ArtforLife’ssake”加以注释，以表征其异域属性。《文学术语辞典》[8]、《新文艺辞典》[9]等辞书，也将“为人生的艺术”作为条目收录，成为一个时代的“新名词”、“新术语”。
《新名词辞典》书影
“为人生的艺术”从最初学者的引用到收录进辞典，也是一个自身作为“新术语”、“新名词”地位的合法性过程，一旦收录进辞书，拥有了这样的象征权力之后，它也就开始解释他者的历程。以一种先在的标准，充当仲裁者来划分现实中的文学艺术，哪种是“为人生”，哪种是“为艺术”。这类辞典的查阅者，多半是普通的知识获取者，受制于辞典等于知识权威的前理解，普通受众在接受辞典知识时倾向于顺向接受，而殊少协商，更难言对抗解读。[10]“为人生的艺术”在今天已成为日常生活的惯常表达，而很少视为文学专业的特有词汇，更难言“新”了。这样一种使用范围扩大，意义滑移的过程又是如何实现的呢？
二、他者形塑：“为人生”文论话语的历史书写
我们首先聚集于“为人生”文论话语本身，剖析这一话语使用者的具体倾向。“为人生的艺术”本是周作人“人的文学”的组成部分，[11]以《人的文学》发表为标志，五四新文学运动在思想内容上才真正实现革故鼎新。随之而起的文学研究会影响一时，“为人生”文论话语成为整个文坛的主导话语。创造社虽以“骂战”的姿态逆势挑战，但意气之争有余，理论探讨不足，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下“为艺术而艺术”并没有生根的土壤，虽言辞激烈，但掩饰不了骨子里“为人生”的情结。虽然周作人很快抛弃了“为人生”的主张而趋向独善其身的“自己的园地”，但却以个人的声音喊出了那个时代的呼声，足够振聋发聩，在“为人生”文论话语的理论行程中居功至伟。周作人“人生的文学”几乎不涉及具体的创作方法，其核心是“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是五四时期以“人”的发现为标志，高扬个性解放，追求世界主义与人道主义的标志性论述，有其自成序列、脉络清晰的理论谱系。
许倬云曾用“形塑”这一概念来表达“中国”的形成，并建议现代史研究者用“形塑”一词来重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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