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抗日战争题材的影视剧里，经常看到这样的画面：路口的日本鬼子全副武装，逐个盘问、搜查过往的老百姓，只有老百姓能拿出证件，才会放行，这个重要的证件就是“良民证”。“良民证”是日本人侵略中国最有力的罪证。你见到过真实的“良民证”什么样子吗？在天津市档案馆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民间文物征集中，首次发现“良民证”。
良民证是抗战期间，日本伪政权对中国老百姓的身份管理制度中推行的身份证明。”据市档案馆有关人士介绍，日军为了占领区的安全，进行了工程浩大的居民身份管理，重编户口，强制发放“居民身份证”。日常居民出行，必须随身携带“良民证”，以备应对随时的检查。
70年前“居民身份证”日本曾入侵天津的有力物证记者在市档案馆见到了这张“居民身份证”，长约4寸，宽约2寸，由于保管较好，字迹依然清晰，确实年龄、性别、住址、照片等个人信息上面都有。从这张发黄的纸片中可以看到，证件整体采用竖版的格式，文字采用的是繁体汉字，并没有日文。在正文部分，最右侧中间竖排印着较大号的宋体字：“居民身份证明书”，内容部分依次为姓名、年龄、籍贯、住所、职业等，手书填写。左侧上方是一张一寸黑白照片，照片还清晰可辨。照片下方是附注：一、此证如有遗失须声明补领；二、如迁往他处须将此证缴还。在证件的下半部分加盖红色的方形大印章作为底纹，上面横排印有“武清县署”四个大字。
这张70年前的“良民证”见证了日本曾经入侵天津的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这本‘良民证’的发证日期是民国30年，也就是年，正是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天津时期。年7月29日，北平沦陷。一天之后，天津沦陷。”
据了解，武清县署是抗日战争时期侵华日军在当地扶植的“县级”傀儡政权，是日军实施“以华制华、以战养战”政策，进行殖民统治的工具。当时日本人不承认中国的县政府机构组织，恢复建立了旧封建社会的县公署建制，作为敌伪公务人员办公的地方。
为办“良民证”花去家中四斗棒子天津市民赵维均，年生人，今年已88岁高龄。在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到来之际，老人将一直珍藏着的当年的“良民证”捐献给市档案馆。赵维均老人说，他年从武清桐林乡（现白古屯）老家来天津市区学买卖，要经常外出，不起这个‘身份证’，进天津城走到半道上就有被抓的可能。也就是在那种战争背景下，被逼无奈办理了“良民证”，以方便通行。
当时办“良民证”必须先申请。要写申请书，老人记得自己用张白纸写下姓名、年龄以及出门的事由等等。当时日伪在沦陷区成立保甲制，形成“县—乡—保—甲”体系，“居民证”审核权下放到最底层的甲长保长。“我们家先跟甲长保长说，他们递到伪乡公所，再由伪乡公所报到县里。由伪县公署进行审核，证明没有刑事犯罪记录，更重要的是没有参与抗日活动。不是‘良民’，当然不发‘良民证’。”赵维均老人说。
发给此证名义上只收点工本费，也就四五升棒子，但是实际上却得花运动费。“那些汉奸狗腿子经办人借机层层勒索老百姓。没办法，我父母为了我出门在外安全，当时为了办‘良民证’，花去了我家四斗棒子。当时1斗相当于16斤，4斗就合60多斤。那时地里收成薄，1亩地也就打下10斗粮食，这4斗粮相当于半亩地的收成了。
上面贴的照片是那年起证时照的，照相对于在当时社会生产力条件下的中国百姓来说，是何等的奢侈。“我是专门去了一趟县城照的相。”老人回忆说。
金钢桥、和平路等处都设卡凭“良民证”过河进城“良民证”不光证明了日寇对中国百姓的侵略暴行，更是国人不能忘却的惨痛历史。“当时我在街上经常看见日本人，平时在街上走动要有‘良民证’。”
赵维均讲起当年的情景：“天津是沦陷区，老百姓出了家门就要把‘良民证’带在身上，都在衣服兜里装着，出进城门、大街上走，是需要随身佩带的东西。当时在天津城里的车站码头、路口桥头都有荷枪实弹的日本兵，进出必须接受检查。我在三条石小闸口大街的一家木行（卖木材的）学徒，经常过河（海河）办事，当时日伪军在金钢桥、金汤桥、万国桥（今解放桥）、大红桥等处都设卡，远远就能看见有四五个全副武装的日本兵，都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枪都是三八大盖，还有伪警拿着警棍，虎视眈眈地看着每个来往的行人。”
““我按照前面行人的动作，先是一鞠躬，然后拿出办好的‘良民证’，恭恭敬敬地呈上。那时我常去小白楼看望堂弟，在和平路和建设路交口就设了个卡，那地方我就没少鞠躬。”说起这段历史的残酷与屈辱，老人至今仍很激动。“当时北大关金华桥是进出城的要道，查得很厉害。年三四月份，我骑辆掌柜的自行车，这种车一般都是便衣特务、伪警察骑，穿绸缎衣服的掌柜平时骑也不查，结果到北大关伪警察把我拦下查证，喝一声‘滚蛋’，把‘良民证’给没收了。后来铺里托人打点，才把‘良民证’要回来，这期间俩礼拜我哪儿也不敢去。”““当时乡下也盘查得很紧，日军在武清城关设卡，我们去县城里赶集，有时甚至不让进城，怕的是混进武工队，后来就把集市由县城里挪到城外，在南关外固定设点，跟影视剧里演的真是一样的。我从武清坐火车进城，一路上盘查，在天津东站下火车，火车站一向是盘查最严的地方。”日兵查证前倨后“恭”后期有人行礼会被拉住从年开始，在天津先后搞了五次“治安强化运动”。只要看到街上拉出“热烈拥护治安强化运动”等横幅标语，就知道日本人制造的一次又一次的运动又来了！“良民证”设卡盘查得更厉害了，日军还每每到旅馆、澡堂子等突击检查，深更半夜的去查证，到处拘留人，当时我们百姓天天提心吊胆。在第三次治安强化运动之后，在盘查“良民证”时又要增加背诵侵华宣传口号，只有说出几句诸如“大东亚共荣”之类的话，才能被日本兵认可为“良民”。
“良民证”的使用在日本侵华期间发生过很大的变化。抗战前期，如年，在路上的日本兵身强体壮，极其嚣张，路人不仅要出示证件，而且还要向日本兵鞠躬，甚至行礼动作慢了都不行，有可能招来皮肉之苦。后来，又增加背诵侵华宣传口号的要求。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情况有所转变，日本兵数量明显减少，而且老弱病残的居多。后期日本人实行怀柔政策，对于鞠躬等不作硬性要求了，有的人要行礼也会被拉住。
“你的，大大的良民”“良民证”是一种俗称为什么整个证件上并没有出现“良民证”字样呢？据市档案馆方面介绍，“良民证”是一种俗称，只是老百姓对它的称呼，它的正规名字就是居民身份证。赵维均老人说，“日本鬼子查证时凶极了，面露凶相，极为严厉。但他们也是笑面虎，有的时候拿老百姓取乐，如果能拿出证件，并说上几句当时的宣传口号，日本鬼子就会说:‘你的，大大的良民’，然后放行，所以百姓不叫它居住证而叫‘良民证’。”
“日本人对‘身份证’管理很严格，按照规定，证件的持有人换工作或者换住所时应该将证缴回，到新地区后再重新办理。我到了城里后，铺子里又帮我另外起了‘良民证’，是通过三条石所属的日伪派出所办理，上面盖日伪警察局的印章，上面文字内容都一样，只不过是横版的，且那张证夹着玻璃夹子，就是那种赛璐珞材质的，和咱们使用的一代身份证有点像。”
老人说，由于某种原因，他在老家办的没有缴回，所以这张证就保存下来。记者了解到，日本侵华期间，所有沦陷区的中国老百姓就靠这样一个小小的证件证明着自己的身份，虽不同区域所使用的“良民证”式样略有不同，但个人信息等内容都基本一致。据了解，这是近年来天津首次发现“良民证”。
新报记者郑东红通讯员顾永林
新媒体编辑朱潇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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