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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到九

第二天,国家调查组果然进驻沙河镇。姚德林也打来电话说,旅馆外的打手一早就不见了,蔡云生也没了踪影。我和刘东商量,刘东和颜文跟随调查组赶往号矿井现场,我到旅馆采访家属。

旅馆门外,我遇上了北京一家报纸的记者,他们刚刚赶到。我心中暗自庆幸:我们的报纸这时已在西安街头叫卖,同时上网发布,那份死者名单过不了几小时就会在网上流传。和上一次矿难报道一样,我们的报道在全国媒体中是第一家,连情节也类似:跟踪、追逐、名单。不过这一次影响会更大。

旅馆里有十多个人,住着四间房子,姚德林何小付都在,我另外看到了几张似曾相识的面孔。一个女人忽然哭叫:“你们记者老爷可得做主啊,人死了总得叫我们见尸骨留个念想!”她的石泉口音我听来又奇怪又凄惨。姚德林吵她:“你哭啥子嘛,记者自有分寸,你越哭越添乱!”女人有些惧怕地伸手抹泪,这让我很反感。我庄重地安慰那女人:“不要紧,我们记者不是啥老爷,你们一定要把知道的都提供给我们,我们好向社会呼吁。”我的目光扫过一张张脸,这时我觉得自己确实是庄重的,我做的事是严肃的,刚才的感觉消失了,虽然姚德林就在身边。

家属们提供的有名有姓的死者一共有三十多个,我认真记下了他们的名字和籍贯,发现除了一两个汉中市和平利县人外,果然都是岚皋和石泉人。家属们说着说着又有人哭了,后来几乎哭声一片,若不时时打断他们,简直无法问清情况,我自己的呼吸也渐渐沉重,不得不走出去透气,我正在擦眼镜的时候,发现一个十来岁的小孩望着我。我觉得在哪里见过。

他说他叫应石,爹出事了,母亲从没出过门,家里又有猪,他跟着同队的死者家属来接爹的骨灰,却到现在还没见着尸骨。这个孩子让我瞬间想起姐姐家的侄女,她今年正好十岁。我安慰他两句,心里始终在想何时见过他,却一直想不起,就和他一起进屋。我问家属们,有没有人知道尸体转移到了哪里,没人知情,有人说:“矿上的人凶得很,说想见尸体没门!”这时姚德林对我使眼色,我不情愿地又跟他出门。他说:“尸体转移到了哪里,只有管理人员最清楚,那天晚上他们都去运尸了,有些人已经跑了。你问问你姐夫,他说不定晓得。”他的神气表示还有话没明说。我有些吃惊。

我开始感到尸体的去向比任何事都严重,也产生了一种模糊的畏惧,想尽快赶到矿上面见姐姐姐夫。

我安慰了家属们几句,小付要我保证他们的安全,因为他们都被穿迷彩服的人吓怕了。我想了一下,打电话给县公安局,要他们注意这里的情况,那边说在开会,挂了机。我只好安慰家属们:“国家检查组今天已经来了,矿上的人不敢把你们怎么样了,你们安心等消息,检查组很快会来看你们,作出安排。”看着他们满腹狐疑,我不忍心就走,可是赶赴矿井毕竟更紧迫。

我和北青报记者一起赶到义兴寨入口。

矿区的景致虽然有所想象,还是让我几分恍惚,因为它逼似于我童年某种梦境,一个石头和机器的城市:寸草不生的矿石上,生长碎砖房屋、牛毛毡棚屋和钢铁井架,高压线纵横交错,物质赤裸裸地呈现——钢铁、石头和水泥,并没有任何金子的闪光。井口布满整条山谷,每个井架上都插着一面小红旗。正是正午交班时分,一些矿工鱼贯走向井口,腰间系上一个铁钩就从地面消失了,另一些矿工又鱼贯从底下升起来,解脱腰间的钩子;这样原始的过程,顿时让我理解了乡亲们的话:爆炸冒顶三分险,下井还要险七分。我在干沟内前行,经过了厂房、宿舍、发廊、餐馆、录像厅甚至还有一个猪圈。污水横流,苍蝇腾飞。号井口没了井架,围着很多人,还有不少的车,想来是检查组的人马。一些矿工端着碗,站在棚屋门口观望,他们的棚屋有一面墙竟然是编织袋缀成,在风里一鼓一鼓,看来编织袋确实是这里最富足的材料!矿工们露在碗口上的脸木然呆滞,也许停产的前景让他们不知如何是好,只是顺命地看眼前的事态发展。我在人丛中看到了刘东,他正试着对一个官员说什么,但被一只中央电视台的话筒隔住,我并没有看清话筒上的字样,但绝不会弄错,因为这只话筒和通常在荧屏上出现的那只一样显得粗大。被称做“王县长”的官员神情尴尬,嗫喏地说:“我们的调查结果确实是死三人,伤四人——”这只粗大的话筒让我感到紧迫,我想:赶紧找到姐姐姐夫,弄清楚尸体的去向,这是眼下我们能够有最大突破、保持优势的方向。

天亮后,姐夫走到井边,看到井架炸飞了,井口炸成一个大喇叭口,才弄懂了昨夜的爆炸声。一个也来打望的工人说,他昨晚上看见蔡云生指挥人布线,爆炸以后坐面包车走了,今早再没人看见他。“王全全跑了,殷三跑了,蔡云生也跑了,现在只剩金本国没跑。”这时那个工人忽然住嘴,眼睛盯着姐夫身后的方向。姐夫回头,看到金本国正在走来。

金本国还是穿了一件破夹克,嘴上叼的是三五烟,晃荡地走到几个民工面前,说:“你们这几天莫乱跑,也莫乱说,好好待着,也不准赌钱,没事看看录像,过两天我自有安排。”有人说,管伙食的人跑了。金本国说:“我马上找人来。”又加重语气说,“上头问到你们,该说的说,不该说的不要乱说,和号井无关的事,涉及国营矿的事莫乱讲,哪个道听途说搬弄是非,我金本国不答应。也莫成天围着井口看热闹。”他说话时烟依旧叼在嘴上。工人们散开,姐夫正要走,金本国喊他站住,递过来一根三五烟。这是金本国一贯抽的牌子,不像矿长抽的玉溪中华那样贵,但也绝不是矿工能抽得起的。但眼下姐夫心事重重,吸了一口又熄了。金本国低声问:“那晚运死人,你去了?”

姐夫默认。

“国家检查组的人要来,记者也要来。往后除了国有大矿,义兴寨的小矿都要关。这些工人都要回去。”

姐夫知道,金本国主要的股份其实不是在哪家小矿上,而是国有大矿;他在大矿上的势力,也不只是由于管理民工,主要由于他是大股东。所以大矿上有什么会,王矿长他们有什么事,都要喊他去议。国营大矿当然不会倒,否则山西还要不要生产黄金?姐夫心里,忽然产生了明朗的希望。他抬头望望金本国。金本国没有什么表情,只说:“你烟都熄了。”却又没给姐夫点。姐夫似乎没有听到他的话,继续望着金本国,脸上却几乎露出笑容。

“胡静有个弟弟在《唐都报》,是不是?他已经来了,住在沙河宾馆房间的。”金本国吐一口烟说。姐夫茫然失对。

“你个人斟酌斟酌,不消替殷三蔡云生他们背黑锅,但是无关的事要慎重。”

他说完这句话,“呸”地吐掉还剩大半截的烟头,皱着眉,两道眉毛竖了起来,似乎他对抽烟这件事感到痛苦、厌恶,似乎世上的很多事情其实都令他厌恶、疲惫,却无法解脱,还得领头干下去。电视上,《黑洞》或者《黒冰》的主角都这样,简直成了一时风气。

姐夫慢慢走回宿舍,斟酌金本国的话。确实,他背不起黑锅,但是哪些可以说,哪些不能说?那晚河边埋尸体的情景又历历在目。人囫囵塞进编织袋,抬起两头扔进草草挖好的大坑,盖上一层土。多盖一层,蔡云生喊大家赶快走。在一个荒山沟,有两具尸体烧了,姐夫不知道他们这样做干什么。蔡云生这人一贯凶神恶煞,跟金本国大不相同。竖井冒烟时,要不是他堵住井口不准上来,哪里会有那么多人死。烧了的两个人,是不是平时得罪过他?

当初加油站案子没发,蔡云生回官元镇住过半年,手头阔绰,穿着笔挺,到处管事,俨然是官元镇一霸。姐夫有时和他一起打麻将诈金花,蔡云生说到,他小学初中都和胡伟是一班,那时候“两个人光打架,胡伟也匪皮得吓人”,不过玩得还挺好。也许是因为这层关系,他经常到姐夫家里玩玩,遇事也肯出面关照,两人互称“德贵”“云生”,姐夫觉得挺有面子。来山西之后,大家都是金本国的面子,又都是搞管理,虽说蔡云生对一般人凶神恶煞,在姐夫面前还是从不带颜色,只有那天晚上,蔡云生变了脸,狠狠威胁大家不准泄底,否则“莫想活着走出繁峙地界”。他专门盯了姐夫一眼,姐夫像挨了一刀子,从头凉到脚,刚刚接过来的钱烫得捏不住。接到内弟的电话,姐夫更是夜不成寐,又不好和姐姐说,假装睡着,早起后头是昏的。金本国这一番话,提醒了姐夫不少,又让他脑筋更沉重。

回到宿舍,姐姐正在做饭。姐夫考虑一会儿,主动对她转述了金本国的话。姐姐停止切菜,小声思索地问:“那晚上你是去埋死人了啊?”

姐夫点点头,犹豫一下说:“每人还发了块钱。”

姐姐变色问:“钱呢?”

“在我身上呢。”

“这钱可不敢花。”

我走向矿工住的碎砖屋,打听姐姐姐夫的住处。两个矿工望着我走近,从门口消失了。宿舍里两排通铺,和我上初中时的寄宿宿舍相似,铺盖有的叠了,有的乱堆着,全都辨不出颜色。屋里有一股混合了酱、汗、尿、烟草的复杂气味。几个矿工坐在铺上打扑克,另有一个人趴在窗口观望。刚才刘东说,调查组问过他们,没问出什么,只是证实出事的傍晚,这里藏了七具尸体,而当时王县长为首的检查组就在井口。想到这,我背上感到一股凉意。试着问他们尸体转移到何处了,果然回答:“不晓得。”问明了姐夫住的地方,我就在摔扑克的单调声响中离开。

姐姐姐夫正在吃饭,我进去时他们都站了起来。我们彼此相望,姐姐脸上露出笑意,笑意中显出复杂的情绪。三年没见面了,他们都明显地老了一些,特别是这三年中经历了不少的事:由县城的“富人区”搬出,到官元镇租房做生意,由于生意清淡又来到山西。

三年了,我又和姐姐姐夫在一起吃饭,吃着饭我们彼此问了一些和眼前无关的事情:父亲的身体、二哥的出租生意、丢在镇上的外甥女、表姐表弟、母亲的坟,重庆的气候,等等。我忽然感到和矿难疏远了。我来到这一片矿石和钢铁的干沟,似乎不是为了采访,却是寻找亲人。甚至当我进入井下,实际是身处故乡。

我想到上一次回官元镇,正值年末,人都从山西回来了,姐夫的班车从安康火车站接客,车票涨到一人六十。这些人下了班车还得坐摩托车到不通班车的各村,二哥也就有了比平时好得多的生意,要价也高出平时。每当班车到来,十几辆出租摩托车围住车门,马达踩得轰响,争相吼叫:“到哪里?坐我的车嘛!”乘客被堵得下不了车,有的气得大骂,一番高度紧张之后,挤上前的摩托车如愿载人远去,落后的骂骂咧咧,等待下一班再“打擂台”。哥哥不喜欢争抢,故意把车停得稍远。有乘客偏偏不坐打擂台的车,一脸气愤地挤出圈子,哥哥就会上前,和颜悦色问是否要搭车,去哪里,揽到的生意也不比别人少,惹得同党说他耍滑。哥哥笑嘻嘻:“你们不晓得莫挤?”没有班车的空隙,生意清闲,哥哥带我兜风,偶然提起叶佩红也在镇上,“修鞋子。”

我们的摩托车在一排简易碎砖房前面减速,哥哥说:“叶佩红就在这儿。”接着他对一个人喊道,“又在挣大钱啦!”那个人没好气地说:“是的!没得你两个轱辘子挣得多!”我在哥哥身后,听出来这是叶佩红的声音。下车就看见他坐在一张小凳上,膝上蒙了一块青布围裙,面前一台补鞋机,手里拿着一只鞋子,用钻子在钻鞋底穿绳。看见我,他眼睛抬了一下,但好像不太自信地对哥哥说:“你弟弟呀。”哥哥说:“是老幺。”又对我说,“叶佩红啦。”我笑说:“认得!”就对叶佩红说,“你好!”叶佩红说:“你回来了!”他没有站起来,我知道他需要一只拐杖。

我们就进屋坐下。这间租来的小屋有一半堆着很高的东西,废橡胶什么的,里面拉一张帘子隔开,就是床,床上也似乎堆满了东西。哥哥问:“你老婆子回去了哇?”叶佩红说回去几天了,“那你吃饭问题咋解决的吔?”“个人做唦。你们还不是可以在这儿自己动手做。”“你这儿有些啥东西吗?”哥哥看了看,我也看看,没什么东西。我看叶佩红的侧影:他没有变,甚至似乎没变老,眼睛依旧亮,态度倒似乎更超脱,脸颊上那块被火烫的伤疤依旧刺眼。叶佩红回过头,问我是在《渝州日报》唦,我说是新报,他点头,说“你这下算是实现了你的人生理想了。”我说不是的,他说“你不是一直想做记者嘛”,我说问题是我现在做的是编辑。“再说这不是一种理想,只是职业而已。”“那你的理想还是文学。”我默认了。他要一个什么东西,叫哥哥拿来,我似乎刚才忘记了,这会儿猛想起来,说:“你的腿不方便?”他笑说:“是啊,要是好的,也不得叫你们自己做饭吃。”我看到了他身旁的拐杖。一个农民走来,和他说了几句话,又走了。

我想到上中学的叶佩红,挺聪明的,是哥哥最好的朋友之一,我像是他们的小弟弟。后来不知怎么没考上学,读了一个什么学校,回来又找不到工作,结了婚,就出门到陕西,下煤窑打工挣钱,谁知煤矿塌方,压住了半截身子,等到拉出来,脊椎断了。那时候媳妇刚生了个孩子。运回来,说是再也站不起来了。那一年他躺在老家床上,是在一座很高的山上,哥哥常常和另一个同学爬山去看他,他说不想活了,哥哥劝过他。后来用针灸、中药治,竟然又能勉强下床,只是要拄一根拐杖,医生说,他的腰杆是脆的,使劲闪一下就要断的,再也不能做活路了。

媳妇在李家堡开了个裁缝店,叶佩红就整天抱孩子坐在店里。哥哥过去看他,劝他做点什么,说到修鞋子,目前叶佩红也确实只适合干这个。“他开始还不干,觉得伤面子,一个大专生修鞋子。”后来还是抹开脸皮干开了。

过一会儿我们就告辞了。

过一天,我们在街上又见到叶佩红,这次没有系围裙,拄了根拐杖,在街上走。哥哥说:“叶师,去耍呀?”又对我也让叶佩红听到说,“我们叶师还经常拄个文明棍,到包厢找个小姐耍呢!”叶佩红只是笑了一下。我看着他往前走,清瘦的身子一倾一倾,在不平的刚刚施工的路上行进,脸庞却昂起,有一种不属于这小镇的气质,似乎悲怆而清高,忽然感到很悲哀,一种早被注定的东西。

哥哥和叶佩红的生意不久会好起来,也许比任何一次都好,但也会勾起忧虑,当哥哥在下车的人流中看不见姐姐姐夫——也许十岁的外甥女会仰着脸,和他一起守望人们下车。

我又似乎面对着应石似曾相识的眼睛。他的爹永远不会从班车上下来了,还有同村的很多人。他们到底在哪里?

提出这个问题,气氛顿时凝固了。

姐夫望着窗外,远处是调查组人群,由于离得远,他们的活动没有声音,像是窗框内的布景;大车小车停在那里,也像一些道具。爆炸发生那天,姐夫也看到过这样的情景,只是这一次人更多。他们会调查出什么?姐姐在低头收拾剩菜。菜里有一股棉籽油的味道,初到山西的人都吃不惯,菜也就是大白菜萝卜。虽然姐姐学过厨师,怕也调不出什么美味来。半天姐夫勉强回头微笑:“你问我,我也不清楚啊。”我说:“姚德林说你晓得情况啊。”我觉得自己有点无情、明确。姐夫移开了目光。姐姐抬头,下决心地微笑说:“你姐夫他只是跟到去的,在车上没下去,他不是殷三的人,我们跟那帮人没关系,那晚上也是人家临时抽他的。”我感到姐姐是在赔着笑,这使我难过,但她的话很重要,我紧张起来。

“那转移尸体的情况,姐夫都清楚?”

姐夫刚才似乎是在被动忍受,这会儿他快速、平静地说:“我清楚,我埋了人的,但没有烧人,他们还给我发了块钱,我一直没动。”他翻衣袋,拿出钱,搁在我们之间的凳子上。

我一时不知说什么好,也许是由于事情发展太突然。姐夫开始详细讲那晚的事情。

“准确的地点,你还能认得吗?”姐夫讲完,我紧接着问了这句,我一直很紧张。

姐夫说大概记得,原路回去的话——

“姐夫你不要怕,你只是被迫,又提供了情况。现在要紧的是把钱交给调查组,然后带调查组到埋尸现场,你就不用替殷三蔡云生他们背黑锅了——”

“往后蔡云生怕要报复。”姐姐说。

“他以前抢加油站,这次又毁尸灭迹,肯定要重判,怕他啥子?再说,调查组一旦深查,姐夫可要背黒锅!”

我领着姐夫走向调查组,每一步都像踩在自己的心上。他们那一大群人,怎么知道我会给他们带去一个怎样的震动,甚至整个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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