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的喧嚣与失语文/覃旭编辑/吴碧芳天津塘沽平地一声巨响，使得天子脚边这片土地瞬成焦土。理应第一时间作出报道，跟进事态的天津媒体却仿佛被这巨响震晕了般，陷入了昏睡。我们无法得知，这是短暂的昏睡，还是长久以来习以为常的休眠。但是，一个现象的出现必有其背后的历史与逻辑。当我们尝试去理解与解释一个现象时，一句“我们永远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是远远不够的。当我们无以参照，我们便试图追溯它的历史。为什么偏偏是天津，是个没有新闻的城市？媒体无疑是当今世界和社会非常重要的话语体系，它在获取传播信息、监督、知情权，甚至在构建社会意识、推动社会进步方面，均有重大的影响力。然而媒体又作为一种工具，在当代中国社会呈现出其喧嚣与失语的一面，仿佛暗流汹涌。当我们想要厘清其中的微妙的时候，顺着它脊梁般的脉络摸寻，我们能在更早看到它的影子。中国媒体的简史及现状之前，中央党报党刊成为意识形态的输出工具；新中国成立之后，逐渐形成的计划经济体制同时也吞噬了媒体，媒体收归政府下属，设立新闻审批，由财政拨款维生。媒体由此成为为政治服务的话语工具。自古，天灾等都被视为对帝王施政的道德批判，帝王还会下“罪己诏”，以求宽恕；但在20世纪50年代的公共危机中，灾难仍被政治化，政府为保社会主义形象，缓和阶级矛盾，以抗灾英雄取代灾难事实，间接性报道事件的同时用感人事迹、领导慰问移灾难焦点，损失、责任、处理等仿佛钻了地洞遁走，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弟兄的报道就是典例，成为了人们常吐槽的“丧事当作喜事办”。这种现象在年至20世纪80年代极端化，天灾人祸成为媒体的禁区，媒体噤若寒蝉。像年-年期间的饥荒，年的唐山大地震，在媒体的公开报道里销声匿迹。改革开放之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媒体成为了在市场和政府夹缝之间生存的半事业单位。一方面，媒体在市场化后自负盈亏，面对市场的供求机制、竞争机制，来自新媒体与外国媒体的竞争，媒体趋于事件的真实性，从追求教化层面意义转向追求信息层面的价值，在时代潮流中建立公信力与受众，迸发出“喧嚣”与活力。另一方面，国家通过传媒资产的国有化，以及党管新闻格局中的新闻审查制度、高层人事安排制度等等保持了政府对媒体的控制，使媒体在重大公共危机中表现得“集体失语”。如果我们回顾以往重大公共危机，汶川地震似乎成了一个隐秘的节点。在这个节点之后，似乎遥远的开国初期的“丧事办成喜事”又有卷土重来之势。大面板的感人事迹和领导讲话，感动的氛围弥散在整个社会，从小学生到工人白领。若没记错，当时身处小学的笔者还写过汶川感人事迹的感想日记。无独有偶，在西方世界新闻极大自由的美国，在“9.11”发生之后，美国众多媒体通过宣传美国精神、民主、自由，传达灾难重构社会核心价值的积极乐观思想，似乎与“多难兴邦”不谋而合。但仔细观察，有两点则需要留意。一是美国“重生话语”的出现源于“9.11”对社会价值、信仰、信心的摧毁，“对于重塑信心来说，追查、问责、制度改革这样的‘理性’手段是不够的，情感层面的、象征性的工作同样重要。”二是美国本土舆论本身存在着较强的问责、反思、批判传统。因此，感动氛围、“重生话语”并非是要像“打倒孔家店”一般的抨击对象，而它们在中国社会的弊端在于，漫天飞舞的“重生话语”，将实质性的错误、问责、制度改革湮没在情绪化的表达之下，社会真正的进步则无从谈起。《论语》中孔子说，过犹不及；这实质上是“度”的问题，而非“有”和“无”的问题。而“重生话语”也只有建立在问责反思之上，才能诞生真正的力量。媒体的困境就在媒体面对“集体失语”之时，新媒体仿佛打开另一扇窗，新鲜的氧气灌注而进。新媒体以其传播成本、门槛低，政府审查难以触及等的优势，在互联网上往往成为问责、反思的先行者，方便快捷的分享传播形成了更强大的舆论。在此次天津事件发生的第一时间，天津媒体却集体失语了。随后，互联网上大批质疑天津媒体的推送、文章涌现。然而，政治如影随形，无处不在。8月14日，事件发生第三天，天津《每日新报》用整整10个版面报道天津事件，以回应质疑。但令人大失所望的是，整整10个版面都是有关感人事迹、领导指示的文章，事故原因、伤亡情况、家属的安置于赔偿，则不见踪影，仿佛自证了一座“没有新闻的城市”。吊诡的是，与此同时，网络上许多质疑天津媒体、反思消防员制度、问责事故有关单位的规范和责任的文章被一篇篇删除。一边通过政治途径渲染感动氛围，一边将问责批判的声音掐灭；这就是媒体目前所面临的困境，在政治压力之下的“失语”。当我们进一步思考，类似天津的政府为何要渲染感动氛围的时候，不得不提及“灾难美学”。当媒体在重大领域失去话语权，成为政府的传声筒时，媒体就成为了政府宣传政绩、社会声望等形象的极好工具，与之紧密相连的便是政绩考核与个人升迁。“将愤怒转化成感恩，化悲痛为政治美学，这是灾难美学在政治层面最精致的体现。”然而还有一点要解释的是，这种渲染会出现在天津，又有着天津自身独特的原因。相对于北京、广州，天津的媒体在权力结构上集中单一、同质，媒体因而更容易驯服；。而在广州，权力结构多元、分散、异质；其中的南方报业、《羊城晚报》，《广州日报》，前2家属于省级单位，后者为市级，不同的管理层级，彼此间形成激烈竞争，不断提升调查报道能力和加强对反思批判观点的重视，成为市场化下提升竞争力的手段。而天津的天津日报集团和今晚传媒集团同属市级，缺乏竞争动力，权力单一，媒体难以大展拳脚。极端之下，甚至有可能成为廖伟棠所形容的，“还没有审查之前就自我审查一遍”的境况。除了在与政府的互动之间存在阻碍，媒体在与公众之间的互动也时时碰壁。从年初姚贝娜事件引发网络上对于媒体的论战，到天津事件中CNN现场报道被情绪失控的家属阻拦，公众对于媒体报道会造成的“二次伤害”的声音也从未间断。“二次伤害”在现实中是存在的，但由此而造成的刻板印象同样不容忽视。张晓舟说，缺乏新闻自由，也容易导致缺乏对新闻论理的认知，“记者去灾难现场，似乎必定戴着‘二次伤害’的原罪”；这使得媒体在靠近真相的时候多少有些无力。政治上的压力与来自公众的抵触使得媒体处于一个尴尬的境地。公众、媒体和政府三者，在社会中应形成良性的互动而非控制和相互阻碍，政治应让位于真相，公众要理性对待媒体，而媒体也应承担好自身责任。实际上，市场从不缺乏对真相、反思、问责的媒体的需求，而且媒体在这一方面也展示出它强大的影响力，甚至影响政策、制度改革。让媒体在市场中得以“喧嚣”，少一些沉默者的“失语”，这是一种三方共赢的局面。参考资料：《公共危机传播中的政府、媒体、公众关系研究》，,-04-15，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作者赵路平，专业传播学。《中国的灾难美学》，-09-20，《南风窗》，作者唐小兵。《“多难兴邦”是心灵鸡汤吗？》，-08-13，《政见》，作者张悦然。《天津为什么成为一座“没有新闻”的城市》，-08-15，《政见》，作者方可成。白癜风治疗专家北京最权威的治疗白癜风中医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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