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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通过分析民国时期记者社会网络的构成和形态，认为民国时期记者社会网络在情感和理性的双重驱动下，网络内部体现了泛家族取向、“搭桥”的显著效用、弱联系的强大力量，以及选择机制和社会影响造成的同质现象，而网络内外则形成了区别对待的矛盾态势。在此基础上，探讨了民国时期记者社会网络运作对新闻实践产生的影响，即在便利信息获取和提高职业化程度的过程中滋生了一些不良作风，有损记者形象和新闻客观。借助对民国时期记者社会网络的反思，对当下记者社会网络构建提出了可供借鉴的经验和启示。
民国时期记者社会网络特征动力
社会网络理论认为，社会是由一群彼此关联的行动者及他们之间的互动关系组成的整体，个体在网络中的地位不仅取决于占有资源的多寡，更与其所处的关系位置和所拥有的社会关系密不可分。[1]在以关系为研究核心的指导下，产生了一系列应用广泛的理论成果，如三元闭包原则、弱联系假设、结构洞假设、结构平衡原则、特殊主义与普遍主义原则等。美国学者格兰诺维特首次提出“关系力量”的假设，并根据互动频率、感情程度、亲密程度和互惠交换程度四个维度把关系划分为强关系和弱关系，强关系对于维系和强化组织内部联系有重要作用，弱关系则更多存在于不同背景的个体或不同群体组织之间，有利于获得和传递异质的信息和资源。罗纳德·伯特认为，不同群体和组织之间因边界而形成断裂区间，这个区间像网络中的孔洞，因而称作“结构洞”，若某个个体恰好处于结构洞的位置，则他发挥了两个组织间桥的作用。
许多学者借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对新媒体语境下的线上社会关系网络、科研合作网络、全球传播网络、群体传播网络、信息传播网络等进行了研究，而关于传统社会的关系网络鲜有探讨。路鹏程《民国时期记者的关系网与新闻采集网》一文所揭示的传统关系网和新闻采集网之间的高度共生关系，拓展了关系网研究的范畴和新闻史研究的视野。中国作为一个关系本位的社会，关系是研究社会群体和社会现象的一把秘钥，从传统的“仁爱论”“兼爱论”“天人合一”到现代的“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牺牲小我成就大我”等主张中都可体现出对和谐关系的追求。
民国时期是一个社会转型、多种势力抗衡和社会思潮碰撞的时期，社会关系异常复杂，记者在受传统亲缘、地缘、学缘等先赋性关系网络影响的同时，也积极主动维系和建构了新的业缘和自获性关系网络，这些纷繁复杂的社会网络相互交织，对民国时期记者的职业、生活及当时的新闻实践都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一、民国时期记者社会网络的构成和形态
社会网络是由作为行动者的点，以及点与点之间连接构成的线组成的网络。就民国时期记者而言，每个记者即为网络中的点，他们之间的联系构成了网络中的线，多个点和线的交互形成了多元关系网络。民国时期处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过渡时期，以关系为本位的传统关系结构仍然没有改变，例如王文彬强调“对于各通讯社记者，均宜有相当联络，随时交换消息，以免遗漏重要新闻”;[2]徐铸成也曾提到“我的工作习惯，每到一地，总喜欢结识一两位超然物外而又对内幕了如指掌的人物，作为随时请益的师友”;[3]邵飘萍凭借广泛的交游经常采访到许多政治要人提供的独家新闻;陶菊隐在采访达官贵人时，通常通过“交朋友”和“随便谈”的办法逐步取得他们的信任从而获得新闻;等等。
(一)先赋性、自获性和业缘关系网的交织
先赋性关系网指的是记者与生俱来的或者在成长过程中客观积累的关系网络，主要包括亲缘、地缘等原生性关系网以及学缘网。对于民国时期记者来说，这些关系网络是其走上社会的基石，也是其扩展关系网络的凭借。陈布雷深受堂兄陈屺怀的感染逐渐生发对新闻的兴趣并由其引荐入《商报》担任编辑主任，而他在新闻界崭露头角后，逐渐得到蒋介石的赏识并一步步委以重任，除了自身才干外，同乡这层关系也发挥了很大作用;马荫良是史量才的外甥，大学毕业后就被史量才引进《申报》担任秘书，成为史量才的得力助手之一;张叔通是张蕴和的弟弟，张蕴和在担任《申报》主笔期间，推荐张叔通担任撰述，后逐渐成长为主笔;徐铸成到《国闻社》担任抄写员，逐步走上新闻之路，也是由在国闻通讯社兼职编辑的舅父介绍的;《申报》的第一任买办赵逸如是浙江人，而早期的很多主笔如蒋芷湘、钱昕伯、何桂笙也都为浙江人;顾执中受到老师马润卿的邀请，加入《英文月刊》负责英文编译工作。
自获性关系网指记者和消息来源之间并没有多少前定关系可资利用，必须依靠自己主动创造出某种共同基础而建立起来的关系网络。[4]民国时期记者通过提供帮助，加入社团、投稿写信、编辑组稿、采访发文和参加应酬等途径积极建构自获性关系网络，并以此增加学问经验，提高身份地位，获得新闻信息、得到工作机会及必要的帮助。《大公报》刚在上海创刊时，出版的头三天，报摊上的报纸被人全部收购，处境艰难，当时，哈瓦斯通讯社上海分社主任张骥先是胡政之的朋友，他是法租界公董局董事，又和杜月笙私交甚好，通过他的协调，打通了上海“四大报”首脑以及报贩、广告业头面人物的关系，《大公报》才得以在市面上出现;抗战胜利后，《大公报》着手在上海复刊，找房子和办理市府执照是最难的两件事，徐铸成找到在汉口打乒乓球时结识的朋友吴绍澍，当时吴绍澍代行市长职权，又是国民党市党部主任，同时也是军事委员会驻沪特派员，在他的帮助下，徐铸成所面临的难题都迎刃而解。
业缘关系网作为介于先赋性和自获性之间的关系网，是民国时期记者重要的关系依托。他们通过正式组织与非正式聚会两种方式不断建构和维系着同业之间的关系。其中，正式的组织主要包括新闻研究学会、新闻记者组织、报馆同业组织、文学社团四种;非正式的聚会则以“息楼”和各种报社之间的宴请为主要方式。无论何种形式的交往和联系，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记者之间的团结合作、互帮互助、信息交流。王文彬曾经提到，若电报局或新闻检查处刻意积压、克扣或者删改新闻，报人可联合同界，一致抵抗，年北平发生类似事件，就是通过外埠驻北平记者的联合质问才使情况有所好转;成舍我在南京主编《民生报》时因得罪当局入狱，出狱后同业八九位朋友为他设宴，大家鼓励他继续办报，在座诸位共同筹资八九万，直接促成了《立报》的创办;史量才和杨白民在创办学校后，师资缺乏，很多“息楼”好友都被他们“拖去任教”。
(二)以亲疏远近呈现的差序格局
中国自古以来就注重追求人际关系的和谐，儒家经典的“仁”“义”“礼”就是认知和实践社会关系的基本向度。《中庸》中提出:“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礼之所由生也。”这说明儒家主张按照亲疏和尊卑来衡量和处理彼此之间的关系，而认知的实践结果即形成了具有区别特性的差序格局。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首次运用“差序格局”概念形象地描述中国社会的这一关系特征，他认为，中国的人际关系是以自我为中心像水波一样一圈圈向外扩散的，在此规则上形成的亲疏远近格局成为人们交往的考量，而传统的亲缘和地缘关系则构成了推动水波扩散的最基础最核心的力量。
每个人在出身时就凭借着天然的亲缘、地缘关系形成了自己的格局图，并成为他人格局图中某一位置的客观存在。受传统思维的影响，民国时期记者在社会活动中首先关照的通常是亲缘、地缘关系内个体，亲人、老乡在各个报社内较为普遍。
《时报》“息楼”常客中有很多或是亲戚关系，或是老乡关系。金剑花、金雄白、王文彬、陈纪滢、陈布雷等很多记者都曾经得到亲人或老乡的帮助和提携。在亲缘、地缘关系外，民国时期记者一方面积极维持已有的学缘、业缘关系，一方面努力构建广泛的自获性网络，并按照亲疏尊卑的原则来运作和维系整个社会网络。
二、民国时期记者社会网络的特征
民国时期记者社会网络存在一定的稳定特性和规律，同时整个网络又随着记者的主观建构和历史环境的客观变化而改变。在个体选择和社会影响的双重作用下，关系网内的个体在团结一致的过程中表现出某种相似特性，而关系内外的记者则因为地域、党派以及个体的因素形成竞合的矛盾态势。
(一)泛家族取向
学者杨国枢于年提出泛家族取向，它指的是中国人在参与家族以外的团体或组织时，按照习惯性的家族思维来处理非家族关系，具体表现为把家庭结构形式、长幼有序的运作逻辑、亲情化的角色关系和家庭中为人处世的情感态度等类化和拓展到新型的组织中。民国时期仍然是以伦理为本位的社会，从旧式文人到记者，从家庭到社会团体，都深深烙印着家族主义的影响，作为记者日常交往空间的报社常常体现出浓郁的家族氛围。
1.类家庭的结构形式
民国时期许多报社具有类家庭的结构形式，秉持家族取向进行伦理化管理，强调长幼有序和尊卑有别的关系标准，著名的《大公报》就是典型。张季鸾说:“我的思想，是赞成维持中国的家族主义，但是要把它扩大起来。扩大对父母对子弟的感情，爱大家的父母与子弟。”[5]胡政之在《回首一十七年》的讲话中认为“本报是团体事业，同人相处，宛如家人兄弟。”记者黄克夫也感受到“报馆同人来自五湖四海，但相处融洽，互相关心，互相帮助，就似一个大家庭。从胡政之至各级负责人，对所有职工都平等对待”，[6]而且老前辈们还注重培养和教育青年人，不断提高其业务水平和政治修养。
2.角色关系:亦师亦友亦亲人
华人社会强调人际之间的直系关系，在家庭中表现为对家长的尊重和顺从，拓展到报社表现为对直系领导的崇拜、敬重和追随。《大公报》很多记者首先效忠的是张季鸾和胡政之，然后才是对组织的遵从。年《大公报》创办上海版，其班底大都是早期胡政之主持的旧大公报或者国闻通讯社的职员;杨历樵、李侠文因感激胡政之的关爱之情而不为其他报社的高薪所动。事实上，《大公报》从创办起，能够在天津、上海、武汉、重庆、桂林等地不断辗转，仍能照常恢复出版，离不开之前所积累的众多职员的支持。国际新闻社记者于友视刘尊棋为其工作中的导师，生活中的家长，“我访问的许多进步人士都是他帮我介绍的，写作的题目也常常是他帮我设计的......他还照顾我吃饭，待我像父兄一样，他是一头展翅高飞的雄鹰，而我好像一只初出蛋壳的小鸡......在重庆，尊棋同志仍然像家长一样照顾我，我刚到重庆时没有住处，他就隔出半间屋子来供我和另一个同事居住，而他一家八口挤在一间半屋子里。他还关心我的终身大事，为我参谋，我很尊重他的意见。”[7]这些细节都可以看出于友和刘尊棋之间亦师亦友亦亲人的角色关系。
3.情感:归属感、责任感、关爱感
杨国枢认为中国人之家族主义的情感内涵主要包括一体感、归属感、责任感、关爱感、荣辱感、安全感，这些情感在民国时期记者的社会网络中主要体现为归属感、责任感和关爱感。归属感主要指报馆同人朝夕相处，技艺相传，逐渐把报社视为自己的家庭，无论是身处其中还是离开多年都对其充满了依赖与眷恋，如徐铸成认为报馆同人如家人骨肉般相爱，多年后仍然魂牵梦绕;陈纪滢六十多岁在台湾，“梦中所遇，还是这批人;眼前纸笔，似仍在编辑部中。”[8]责任感是一种高度的利他主义精神，指在工作中恪尽职守，同舟共济，患难与共，勇于担当，如于友把国际新闻社比作在险恶环境中团结一致的燕群，认为报馆前辈是带头的燕，“每当遇到困难时是他们挺身而出，掩护年轻者，保护队伍安度困难。”[9]年9月18日，《大公报》刊出整整排了三个版面的《东北勘察记》，引起日本驻华大使的不满，并向南京方面提出抗议，中日就此展开交涉，引起各界不安，作者陈纪滢为此惴惴不安，胡政之勇于担当，通过他的老朋友张群上下协调，终于度过了这个难关。关爱感指的是记者在交往中宛如家人兄弟，互帮互助，体贴照顾，无微不至，如《大公报》练习生黄克夫被派到大公报衡阳办事处工作时，“凡是大公报不管是港馆、渝馆，甚至已停刊的沪馆、津馆的同事及家属，经过衡阳，需要办事处解决困难的，我们都尽力而为，亲切接待。”[10]国际新闻社重庆办事处大楼遭受日机轰炸，夷为平地，工作人员无家可归，报馆领导范长江“为我们迅速找到了住处，并且把他留存别处的所有衣服被褥全都分给了我们，而他自己只留下和我们一样简单的行装，他和我们是患难与共的兄弟”。[11]
(二)“搭桥”效用显著“在一个社交圈中，若两个人有一个共同朋友，则他们成为朋友的可能就会提高。”[12]影响关系缔结的因素包括机会、信任和动机，并互相作用。这一特征在民国时期记者建构社会网络的过程中表现明显，并且在内容上有所扩展。他们通过制造机会，凭借朋友间的信任，实现建立关系的动机。具体表现有:
1.通过介绍结识朋友
共同的朋友容易增强互不关联个体间的信任感和亲切感，有利于促成建立社会关系的机会。在民国时期记者中，陈布雷是这方面的典型。他与蒋介石的结识离不开陈果夫等人多次在蒋介石身边的夸赞，更离不开在国民党中地位显赫的堂兄陈屺怀的引荐。[13]而经由别人介绍成为蒋介石的幕僚后，陈布雷又为其拉拢了很多自己的好友，如《大公报》主编张季鸾、《时事新报》编辑程沧波、《庸报》创办者董显光等。此外，陈布雷与徐铸成的结识也是由他们的好友陈训悆与邓友德促成的。
2.通过搭桥获得要闻
王文彬强调了去异地和战场采访时朋友的介绍对于新闻获得的重要性，他认为:“一个人要到异乡去作短期的考察，确是不很容易的，但若能找到许多朋友，介绍认识当地有力人士，亦可消除许多困难。”[14]同时，战场新闻也因其保密性、紧张性、多变性等特征，更需要熟识的朋友提前搭桥认识军中人士，从而在短期内熟悉情况采写新闻。除异地和战场外，许多年轻记者在刚从事新闻工作时也需要朋友的帮忙，如徐铸成关于阎锡山、冯玉祥联合反蒋的独家新闻，就是通过张季鸾亲笔写信委托其好友李书城和刘定五帮忙而顺利完成的。[15]
3.通过引荐投身报界
民国时期许多知名记者都是在朋友的引荐下开始从事新闻业的，如胡政之、陈纪滢、顾执中、陈彬龢、李子宽和金诚夫。胡政之在熟人王揖唐的介绍下认识了控制《大公报》的政客徐树铮并得以担任经理兼总编辑，后又成功主持国闻通讯社;在东北邮局工作的陈纪滢通过朋友赵梦惜的引荐开始为《大公报》写东北战地通讯;顾执中在江长川牧师的介绍下认识了《时报》负责人黄伯慧并成为该报社记者;陈彬龢由黄炎培推荐给史量才，任《申报》总主笔;李子宽和金诚夫在同学吴南如的帮助下进入《新社会报》工作，并成为时任主编胡政之的得力助手。
(三)弱连带发挥桥的作用
民国时期记者在扩大新闻信息源的过程中特别注重在其他关系圈中发掘和培养边界人物，使其充当两个关系圈的信息传递桥梁。例如王文彬强调报社需在各政要机关、团体组织、教育机构等社会部门中秘密雇佣长期通话、供稿的兼职人员，当有新闻发生时及时报告，发表稿件时采取匿名方式，发生任何纠纷均与提供消息者无关。此外，他注意到，因社会各界社团凌乱、繁多，若一个个去联系并不现实，此时，可通过中介机关———市党部民训科去联络，因为各社团成立时，具体的信息都必须在这个部门登记，记者可借此来节约时间精力，方便联络。
除了主动建立关系圈中的桥梁，很多记者在从事新闻业之前都有自己独特的关系圈，从而成为两个圈子之间的桥梁，为其信息采访传递等工作提供了便利和优势，以顾执中、陈纪滢和方伯奋为典型。顾执中在救火会、巡捕房、外国监牢等工部局办事处教外国人学上海话这一经历，对其日后社会新闻和外国新闻的采写发挥了重要作用;陈纪滢在邮局工作的身份直接便利了战争期间的新闻传送;跑马厅职员方伯奋因成功介绍克明担任《文汇报》发行人而成为其董事之一。
(四)同质现象突出
社会网络中的个体通常更愿意选择与自己具有共同基础或志同道合的人结交，而在社会关系建构之后，为了使自己更加适应社会网络又会适当调整自我同朋友保持一致，完成社会化的过程。[16]同质性有两个类型和机制:社会性机制的身份同质性，即相同身份的人会彼此相互联系;个体性机质的价值同质性，即相同价值观的人会彼此相互联系。[17]在民国时期记者的社会交往中，身份同质性与价值同质性共同促成了社会网络建构，同时网络维系也在逐渐缩小个体间差异。
1.选择机制———共同特征促成网络构建
民国时期记者在建构社会网络的过程中，更易于与同乡发展友谊，地缘关系成为编织网络的重要纽带，其结果往往表现为一个关系圈中同乡的集中。《时报》的编辑大都是松江或青浦地区的人，如黄伯慧、金剑花、金雄白、吴微雨、顾芷庵、蔡行素等;[18]“息楼”交友也表现出明显的同乡偏好，松江、苏州及上海人占据了大多数，使其俨然成为老乡聚集场所，其他地方的人如广东人罗孝高、冯挺之等就很少参与“息楼”活动;[19]张季鸾与李伯虞既是陕西同乡，又都师从于关西大儒刘古愚，成为一生挚友。
除地缘、学缘等客观基础外，志同道合也是选择建立关系的重要因素。他们因理想追求一致、政治观点契合、文采志气相投、思想言论相似而互相欣赏和勉励，成为知己朋友。包天笑认为“朋友都是牵连交结，逐渐的志同道合而亲密起来的”;[20]顾执中选择和闵刚侯、沈颂芳、沈吉苍合作开办民治新闻专科学校的重要原因，就是他们都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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