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现艺,年出生于贵州,学习过绘画，从事过实验摄影、商业摄影、摄影记者，最后致力于贵州民族文化的拍摄，记录了很多珍贵的少数民族影像。凭借要做就做最好的心态，不管做什么领域都做的有声有色，这也许与八十年代成长起来的一代人的精神底色有一定关系。他是怎么自学摄影？又是怎样一步一步找到自我定位的呢？他的一些亲身经历和看法或许对我们年轻摄影人有所启发。
采编：孟伟
《山鬼》
大众摄影：看你拍的照片画面语言和影调都很扎实，你之前是学过美术吗？
卢现艺：我没有受过非常严格的正规绘画和摄影的训练，摄影是自学的。我14岁就跟一个中央美院版画系毕业的老师学画画，他的教育方式使我很受益。他教我画画从来不教具体的技法，而是教我观察方法。画空间、细节、光影的感觉，之后就对质感特别敏感，比如玻璃的质感，石膏的质感，金属的质感，都不一样。
我后来就在贵州艺术学院进修了一年，当时对很多专业学校不是很喜欢，虽然当时我在绘画方面比较有才气，如果我继续再考的话，现在肯定是哪个大学的老师，但是肯定就没有现在的卢现艺了。
滚拉爸，苗族，年生，半文盲，丙妹镇岜沙苗寨老支书、苗王、枪王、歌师。年到北京当兵，年转业回村，是岜沙苗寨最有影响力的人。
大众摄影：感觉你们八十年代成长起来的这代人学习能力比较强，你觉得跟现在的人比在精神上有什么不同？
卢现艺：我们这代人经历了很多，我们那个时代是一个文化长期封闭的时代，突然一下改革开放了，中国的大门打开了。西方的哲学思想，像叔本华、尼采一下进入中国。那段时间艺术特别强调要解脱禁锢。再加上我跟别人想法不太一样，个性比较强，不管做什么事我都想做的最好。
在92年我做了一个很大的决定，辞掉所有的公职，就没有了退路和后顾之忧。我之所以比别人做得好是因为任何事我都别人做的多。比如做摄影，很多人去了是去感受、体验。而我就想，如果我给杂志提供稿件的时候拍的没有特色，没有别人深入的话，我是没法生存的，这种情况下我投入的时间和所有都比别人多得多。
讲一个小故事为例，我们去拍一个牯藏节，就是杀牛的那组，苗族有一个习俗是牯藏节开始的第一天起就只能吃荤不能吃素，在那待一个礼拜不吃蔬菜就上火很厉害，每个人都便秘，他们就想要求某一个仪式提前进行，苗族的人就说绝对不行。我们一块去的电视台和摄影师大约有40个人一下全走了，但是我留下来了。为什么我会留下来呢？因为我知道我已经拍了大部分，快要记录完了，如果我走了我这组照片就不完整，就做不到和别人不一样。我心里就想，我一定要做的最好，不是说和别人比，我自己一定要自始至终把他们的故事给记录完。我靠什么生存呢？我看见猪圈后面有一些野生的西红柿，红的我就每天吃几个。
之前拍摄的时候我们有约定，就是找机位的时候看到有摄影师在那就要另找机位。在拍一个杀牛的场景时，我从6:30吃饭，7点钟在我找好的那个机位一直等到第二天凌晨4：20，其他人很难做到，因为我知道那个机位能拍到好照片，因为那里架了3个X底，我就知道那个地方要杀3头牛。到晚上11点的时候很多摄影师都走了，回去睡觉了，等第二天凌晨4：20杀牛的时候再来拍。但是那天晚上凌晨的时候有很多重大的仪式，我都拍到了。
大众摄影：你是什么时候到北京的？
卢现艺：我是97年到的北京，一开始是在五棵松开影楼，拍一些明星、模特和一般的顾客。我为什么要北漂呢？因为北京是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我在和北京的影友在交流的时候就能了解中国摄影发展的一种状况。在北京待的三年对我形成自己的摄影评判体系和标准还是非常重要的，我就知道了我要做一个怎么样的摄影师。
大众摄影：那你后来又怎么想的，一定要回到贵州记录这些少数民族文化？
卢现艺：我在北京北漂了3年，对我的影响就是打开了我思想的宽度，我看了很多全世界很优秀的展览，美术、摄影还有芭蕾舞、歌剧，你的视界就会特别宽。
在北京的时候经常在协会的影赛中和他们切磋文化，就发现，因为贵州的相对不发达，但是在九十年代中期的时候，文化保存的相对完整。在北京看了很多展览，看完之后就发现，其实贵州有些文化是世界级的文化。有很多古老的文化是没有人拍的，本地的人都太熟悉了，没有辨别它的高度，不能从中国的角度去判断地域文化的唯一性。
在北京我就像空中的一片云，飘来飘去的，没有根。后来我就想我一定要回贵州，因为文化没有根是立不住的。
当时从北京回贵州我就立志要做一个很好的民族文化摄影师，我在北京也没挣到多少钱，两千块钱一年就用完了，我又去贵州日报的时尚新报做记者，但是我的心一直在贵州的民族文化上。
大众摄影：你回贵州之后是怎么生存下来的？
卢现艺：喜爱文化也要生存，我就一定要比别人投入的时间多，拍的图片比别人多，学习的方式比别人多，这样我才能找到自己生存的空间。我知道，一个摄影人如果经济不独立，你的精神世界是完全没法独立的。后来我意识到单靠摄影来养摄影是没法生存的。我就跟别人合作做了一个文化传媒公司，搞画册的拍摄、设计，我觉得这种方式挺好，既喜欢民族文化又专拍民族文化。我不断的拍每个地域的文化，和当地的专家不断的沟通、学习。我后来就带着编辑的思路、设计的理念、文化的视角来观察、记录，所以我拍的就跟别人不一样。因为这么多年我不断的深入生活第一线做田野调查。
我们是很幸运的一代人，从文革的初期，到各个时期大的变革，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经历了很多，对我们来说真的是一个财富，拍摄的时候我们的视角就很多。
大众摄影：有的摄影师虽然视觉上拍的好，但是不了解背后的民族文化的话拍的就没有你深入，这也跟你的文化修养有关系吧？
卢现艺：我个人认为，艺术是相通的，只是各个领域的规则和标准不一样。
学摄影功夫在诗外。其实交流也是一种学习，跟专家学习不只是听他讲课，在和他交流、工作的时候，通过观察他的工作方法也能学习到很多。和人类学家合作很长时间之后我就总结，人类学最大的特点就是：观察、参与、不干预。
我走摄影之路30年发现，摄影有它的特性，影像的特点、语言和其他艺术门类真的不一样。很多搞绘画的朋友有时候会说我，你以前当代摄影也走的很先锋的，现在为什么做摄影，我说我就是被摄影的本质所吸引。现在很多人做的叫设计摄影，拿美术、设计借用影像来完成工作，那也是一种风格，但是和摄影的本质语言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
大众摄影：你在《现代摄影》也工作过？在那是做什么？
卢现艺：我年在那干过一年，是做摄影记者，和肖全、韩磊都是同事。当时我们称呼李媚、王苗、陈小波为摄影界的大姐大，她们在那段时间对中国当代摄影文化起到很重要的传播作用，对中国摄影影响很大。还有陕西群体的胡武功、侯登科在纪实摄影方面做了不错的贡献。
大众摄影：感觉你的摄影记录方法和侯登科他们还是不一样的。
卢现艺：我们拍的每一个专题环境不一样，拍摄方式也不一样。侯登科当时是在铁路部门，拍那些麦客坐火车什么的。但是我们最终的语言体系应该是一样的，就是用影像去记录他们的一种状态，那种生活的场景和精神的状态。精神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但是能感觉到，就要从视觉上进行感觉，通过他们集体的活动或者集体的仪式能感觉到精神的存在，需要在拍摄的时候通过固定的瞬间来叠加，才能把其中的精神呈现出来。很多方式都是一样的，只是环境不一样。
大众摄影：你们作品中的精神内核应该是比较相似的，都具有人文关怀，而不是以猎奇的眼光去看。
卢现艺：现在是数码时代，相机的自动化程度都很高了，猎奇的人很多，他只要买很好的相机、聚焦也清晰、曝光用自动程序模式也可以拍。但是，反过来说，数码时代对摄影人的要求更高。以前我们的摄影家拍摄的时候用反转片，要求曝光很准确，色温要做的很好，有些人就靠这些成摄影家了。在新的时代，这已经是很小的问题了。但是需要更多文化的作用和学科的叠加，让我们在拍摄的时候有一个魂引领我们。
技术是可以学的，需要一个过程。从我个人的摄影道路来说，我也是一步一步走到现在的这种状态的。
我拍民族影像之后就想，我有拍广告、商业人像、时尚摄影师、摄影记者的经历，我为什么不能把所有的综合知识叠加呢？我在拍摄的时候为什么不能用过硬的技术来拍民俗呢？我为什么不能拍民俗的时候新闻纪录摄影的方式把事件的特征、发生点、在最高潮的时候摁下快门呢？我做后期的时候为什么不能按做影像的标准把空间、细节调的更好呢？
所有知识的叠加，最后你的作品就能表现出你的知识储备到底到了哪个度，你的技术语言把我到什么程度，一张照片就能看出来。
大众摄影：你早期那些先锋实验性的影像是什么时候做的？是受哪些影响？
卢现艺：那时候很早，是88年、89年，我是85年学摄影，87年就成名了。我那时候看了达利的绘画，他作品超现实的那种语言我非常喜欢，就想把贵州的民间神话传说用那种方式来进行表达。当时由于器材等各方面的限制，有一定的局限性。我那时候有的作品是用拼贴的形式做的，比如我先做的《山鬼》，我要找女孩的长发，把它贴到很大的一张照片上，后期再把剪贴的痕迹去掉，有的用二次曝光、三次曝光叠加。
这些作品很真实的反应了我们那个时候的思想状态，特别希望中国的传统文化要打碎枷锁，呼吸新鲜的文化空气。
大众摄影：你是在做完实验性的影像之后又做的商业摄影？艺术性和商业性挺难调和的，你是怎么转换的？
卢现艺：是的，其实我觉得一点都不矛盾。就是为谁而服务的问题，艺术性是为自己的艺术理念去表现；商业就是为顾客。要区分开它们之间的标准，然后按各自的标准要求去做好就行了。比如那时候拍女孩，就是用平光，要把女孩拍漂亮了就要减少反差，让女孩的眉毛、眼睛和嘴唇特别突出，脸上白的有一点点细节。我自制了20多种柔光的方式，各种袜子、凡士林、喷胶等等，装在镜头前面拍摄。
摄影是相通的，只是它的行业标准不一样，要是把标准搞清楚了，跨界任何一个行业都没有问题。比如我们拍时尚，时尚拍的是流行元素，拍人要顶天立地，构图很正的是绝对不行的。很多时尚摄影师把头给裁了，画面是歪的，他只是用视觉强调一些细节，人是次要的，服装流行的色彩、款式、时尚文化的表现方式是第一位的。产品属性第一，艺术性第二。掌握住规律之后，跨界也不是很难。
我跨界走过将近30年，发现摄影的语言真的很简单，就是光、影、瞬间。但是这个瞬间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快门咔嚓声，而是在一个瞬间把文化的信息、行业特征凝固下来，对空间进行展示。
很多摄影人只会前期不会后期，镜头是有局限的，要压缩空间。怎么在画面里面相对的把空间进行还原呢？这就需要有空间的知识，掌握视觉的视点和透视的关系，要把空间的距离拉开。需要跨界的综合知识，我跨界很多，就知道，要表现一个人皮肤的质感要用侧逆光，会把肌理表现的清晰无疑，用强力的闪光的同时还要会用柔光，要用反射光。我会根据环境像打斯诺克一样将光折射，用多少光比。好比，在一个较暗的环境里，我看不到被摄者的眼神，我打一个反射光到他脸上，眼睛上就会有个高光，就有神了，人的状态就很活。我会用1/60或者1/的输出光，只要在脸上打一点点光。很多人是把闪光灯直打，脸上全白。
技术永远是为专业服务的，而不是为了表现而炫技。为的是把拍摄的民俗仪式的过程和生活状态、细节表现的更加准确。
大众摄影：摄影在记录的基础上具有一定的艺术性，这也是你一直追求的吧？
卢现艺：年我去参加阿尔勒摄影节，那些法国人特别喜欢我的照片。有一个美国人说的一句话使我终生受益，他说：“美国国家地理全世界没有哪个地方他们没有做过，但是我们在中国找的摄影师拍的照片只有文献和研究价值，但是没有传播和欣赏价值。”我突然明白，你的影像要留在博物馆，要成为经典，才能不断传播。
专业技术性和审美要达到很高的结合才行。当你的照片放成1.2X1.5米的时候，所有人站在照片下面都要停下来去研究，被真实的细节所震撼，靠技术水准和艺术水准完美的组合。
我们这个时代什么都被拍过了，在这种情况下，要发现前人的不足和自己专业性的缺陷，把他们的经验和自己的认知、摄影的技术整合起来，做出人类文化和摄影语言、技术做到相对极致的片子才能成为传世的作品。能在别人司空见惯的题材里拍出别人认知不了的那一面才是高手。
大众摄影：你是怎么学的摄影，短短时间就做出成绩了？
卢现艺：我就是自学，买一本《暗房百例》的书，买一个放大机就学，学完之后发现那个书上讲的不好使，我做的那些比他那个还管用。后来我就创造了在一张照片中进行多次曝光，一张照片在显影液里面要不断的显影，我学会了停显，第一次曝光后放在清水里面，然后再放上底片进行局部的遮挡，两次曝光，三次曝光……当时摸索出来很多技法，有人给我起了很多绰号，“中国的黑白王”之类的。那时候我的很多作品都是先构思，有一个创意之后再去想要怎么做，用什么表达方式，拍什么东西。是把摄影当成素材去拍摄，然后再进行组合。
现在的工作方式跟以前有质的不同，要先做功课，先了解拍摄对象是谁，他们为什么要来这个地方，他们的生存方式是什么样的，然后再去拍摄。
大众摄影：摄影语言都是相通的，你认为模仿与借鉴怎么处理好呢？
卢现艺：模仿也是学习的一个过程，学习的目的是要做自己的想法。在吸收的时候加入自己的理念，而不是从构图、光影进行模仿。光影有很多定式，但是由于环境和拍摄主题不一样，使用的形式就会发生很大变化。
要学习一种观念和方法，而不是将模仿作为目的。很多学生在学前辈摄影师的时候会走到一个瓶颈，一开始的时候觉得模仿的差不多，临摹画面的光线、细节，但这就像画素描一样，这只是在临摹，而不是创作。
大众摄影：对年轻摄影人有什么建议？
卢现艺：文化艺术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上才能发展，首先要融入社会，解决生存问题，然后再谈艺术追求。社会就是大学，生活就是课堂，要在社会和生活中不断磨练自己，找到自己的坐标，然后向自己的目标一步一步脚踏实地去靠近。年轻人要把生活当成一种体验。
我们那有一个文化人说的很好，他说：“人首先要了解我是谁？我能做什么？我不能做什么？什么是我该做的？什么是我不该做的？”简单几句话就能概括对自己的认知。
我们改变不了社会的现实，我们能做的只有记录，把我们认为需要记录的东西记录下来，当我们的国家发达了，把文化需求放到很高的位置上以后，可以做一个参考，历史上文化原来是这样的，是因为什么原因让他们变成这样的，进行反思。
做摄影的时候我们要做有意义的事，耐得住寂寞、孤独，还要任劳任怨。从我做起，用我们摄影的方式影响周边的人，哪怕影响一个人两个人。有点担当，当你离去的时候，起码对某一个行业做了有意义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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