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城新报记者/刘泰承
制图/王剑
“滇铜入京是清代四川经济和交通的大事，而泸州正好是转运的中心，巴县档案里有很多地方都提及。而滇铜入京通道的开凿是一场伟大的人类改造自然的工程，堪称古代的三峡工程。”宜宾市历史文化研究者陈伟平，今（14）日下午，感叹地告诉新报记者。云南地方学者告诉新报记者，滇铜铸钱的量占了全国数量的60%-90%。而这样浩大的工程都需要泸州铜店街、铅店街转口发运。
近日，《昆明、泸州、昭通三市港口物流发展合作协议》签订，将在3市的物流、资源、通道等方面形成优势叠加，为西部物流大通道的打造拉开崭新的序幕，再现南方丝绸之路辉煌。为此，新报记者特截取丝路中的京铜古道相关史实，釆访了川滇黔渝相关学者，以期为三市新型经济合作体建设有所裨益。
如火如荼的蜀道申遗在四川省长尹力的推动下，正大规模考证中。殊不知，在川南泸州中转着一条沿“南方丝绸之路”而开辟出的“南部蜀道”：京铜古道，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起到左右国家财源的重要作用，而且是四川包括云贵唯一一宗货物直达现今首都的长距离古通道。
泸州人都非常熟悉，在江阳区南城街道澄溪口附近，有两条长度、布局几乎相同的小街，虽然并不惹人瞩目，而且布满火锅店、小吃店、饭店等商铺，这就是穿越明清风云而遗存的铜店街和铅店街。步行在这两条街上引人遐想，作为曾是“滇铜京运”“黔铅京运”的中转站，中央政府设置专门的“铜官”，在此勘验、采买、发运，致使商贾云集，热闹非凡。
京铜古道汇聚泸州并延向北京
滇铜京运路钱币铸造事关国计民生，滇铜为什么运到泸州？从何而到泸州？为何在泸州中转？
明清时期，因铸造货币之需，从云南调运铜，成为重要的国家工程，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滇铜京运”之路。据史料显示，滇铜京运，分明清两季。明代从该朝中叶开始；而清代始于雍正四年（年），终于宣统三年（年），历时年。其中雍正四年至咸丰年间的年为鼎盛时期，很多年份的运输总量都在万斤以上，运量最大的年份可达万斤，支撑起了社稷半壁财政。
为何要从云南运铜至京呢？是因明代中叶以后中央政府在国内经济下滑时不得不施行的特殊策略。康熙五十四年（），清政府废内务府专人办铜，改令江苏、安徽、浙江、江西、福建、湖南、湖北、广东八省督抚委员办铜解京。几年后，八省改由云南会泽办铜，如今一提到这个位于滇东北的会泽县，大多数人都会产生“会泽有钱”“钱王之乡”之说。和泸州的铜店街、铅店街一样，会泽县城内尚有“京运大道”一条街道，记录着古道痕迹。会泽，史称东川府，南方丝绸之路上的大站，以铜闻名于世。明代旅行家徐霞客曾在《滇游日记》中这样描述“滇铜京运”的情形：“有间道自寻甸（今云南省寻甸县）出交水(今曲靖境内)甚近，但其径多错，乃近日东川（古东川府，今云南昆明市、东川区、曲靖市会泽县一带）驮铜之骑所出。”由于东川铜在京运铜中占了较大的比重，所以滇铜京运又被称作东铜京运。
新报记者今年8月，在宜宾市筠连县考察、釆访与京铜古道关联的秦五尺道线路
会泽历史文化名城民间研究会会长卞伯泽先生向新报记者介绍，会泽的铸币历史，可以追溯到明朝中期。《明会典》中就记载了政府批准云南开炉铸币的情况：“嘉靖三十四年题准云南铸钱，每年扣留该省盐课银二万两，就近买料雇匠，鼓铸嘉靖通宝钱。”而这种“嘉靖通宝”的开炉纪念币就铸于古东川府首脑所在地会泽。在此之后，明朝在云南开炉铸币时断时续。直到清朝，云南的铸币业到了鼎盛时期，为了缓解陕西钱荒，雍正十二年，清政府批准在会泽设立宝云铸钱局，会泽首次开炉铸币，时间持续了一年；随后在乾隆六年的二次开炉，则是为解决疏通金沙江通川河道的资金；第三次开炉，会泽于乾隆十七年在原宝云局旁新开了宝云新局，增炉铸币以解决全省兵饷。
矗立在会泽县城的嘉靖通宝铜钱雕塑，见证了京铜古道从明代开始的历史
滇铜到泸州铜店的运输路线，大部分为古驿道，当年清政府在这些铜运道路上，部署了大量军队守卫，保护铜运安全，而这些路线在今天有国道、省道等干线公路穿插经过。滇铜京运的线路以会泽和东川矿区为起点，铜锭到达宝云局后一部分会留下来铸币，而另外一部分由马帮驮着继续往北，一条进入昭通的盐津、水富，然后进入四川的宜宾，一条进入贵州毕节的威宁、赫章或者直接通过雪山关、永宁河进入泸州。昭通学院教授唐婧先生告诉新报记者：这条从滇东北或黔西北转运至泸州铜店街、铅店街的路线，称为“东川路”；其他各厂的铜先汇聚于寻甸，然后再转运至泸州，称为“寻甸路”。
滇铜，包括从昭通作为起点的“朱提银”，通过这两条路汇聚到泸州后，在泸州装船，沿着长江往东运，到达南京、扬州，再从扬州沿着京杭大运河往北走，在通州起岸后，最终到达北京。一个来回最快需要19个月。
今年8月，新报记者与曲靖文化学者探讨京运古道
“滇铜京运”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古代运输要道，通过这条途经泸州的线路，云南生产的铜运往京城，支撑着全国钱币的铸造。不仅大大促进了云南地区采铜业的发展，而且促进了云南地区、长江地区、运河两岸的交通与城镇的发展。当时，山路盘折，在没有现代运输条件下，可能多靠滑道、背负和驮马运输，十分艰辛。或许正是出于运输滇铜的目的，这些人逢山开路、遇水搭桥，运铜古道上的马匹驮起一个朝代的繁荣与兴盛，沿古道而来的铜又运往了泸州，造就泸州商贾云集、市井繁荣、会要西南的景象。黔铅京运路明、清两代铸币不仅使用了云南的铜，还用到了大量贵州的锌，最高时达50%，与铜的含量不相上下。其中最为重要的铅材料，来源是贵州毕节市的赫章县、威宁县，因此又形成了一条“黔铅京运”之路，黔铅京运也是清代堪比滇铜京运的又一项大规模资源运输工程。
清代黔铅京运的兴起，源于京局铸币量扩大而引发的币材需求，清代铅锌统称为铅，因贵州是清代铅锌的主产地，故有“黔铅”之称，黔铅广泛应用于铸币、军械制造等领域。据史料记载：乾隆年间，贵州每年运供京局及川黔两省鼓铸，并运汉销售，共铅九百万斤，现各厂岁出铅一千四百余万斤。由此可见，黔铅与滇铜的产量相差无几，同为清代前期矿业兴盛的主要表现。
据了解，贵州主要铅厂均位于贵州省西北角与云南鲁甸、镇雄等接壤的大定府境内（今毕节威宁、赫章等地），属云贵高原中部，山高路险，交通极为不便。同时，大定府与四川省永宁县（今泸州叙永）接界，沿永宁河可达泸州。由于运输路线考虑到运费、运输时间、路况等因素，所以威宁、水城（今贵州六盘水市）两地经毕节、永宁而达泸州，成为了最便捷的铅运路线；永宁县城也成为了黔铅京运的理想中转点，清政府在这里设置了铅局，每年由贵州选同知、知州、知县等官到永宁铅局常驻，负责黔铅收储、供兑京运的任务。威宁距永宁大约有五百余里，黔铅经过威宁、毕节、永宁等地到达泸州，这条路称为威宁道；此外，在乾隆年间开凿的赤水河道，曾在十余年间缓解了威宁道的黔铅运输压力。嘉庆朝《大清会典》记载：“贵州京铅由厂运至永宁，运官兑领上船，至泸州易船，至重庆铜铅皆起载，东川道督同过枰、雇船换载，至汉口易船，至仪征又易船，由湖北、江南护送之员过枰......”黔铅由贵州省派员分批押送，自黔西北大定府陆运至四川永宁铅店，以四川永宁铅局为枢纽，然后沿永宁河抵达泸州，再运至重庆熔净铸块，换船由川江下湖北汉口，再换船出江西、安徽、江苏，沿运河北上，经山东、直隶以达京师，这条路线到泸州后与滇铜京运线路基本一致。
泸州市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西南丝绸之路考察团成员涂电林先生告诉酒城新报记者：川人从雪山关背盐入黔，从黔地负铅回川，是整个清代一大景观。清代诗人赵藩曾赋诗记录：
负盐人去负铅回，筋力唯供一饱材。
汗雨频挥搘拄立，道旁看尔为心哀。
今年8月，新报记者在云南曲靖市采访京铜古道时，地方文化学者范利军先生在阅读酒城新报关于西南丝绸之路考证活动的报道
毕节市赫章县文物局局长李木奎告诉新报记者：“认真研究南方丝绸之路，包括这条路上的京铜黔铅古道，现实意义非常重大。”
年8月5日，酒城新报记者刘泰承在毕节市赫章县采访县文物局局长李木奎（左）
西南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蓝勇先生评价，清代黔铅的运输分为京运、楚运和川黔采买三大渠道，其运输线路又有长运、分运之别，形成一个遍布全国性的庞大运输网络。
黔铅京运自明代中叶开始，中断后又于清雍正十三年（）继续，一直到咸丰三年（）中断，平均年运黑白铅万斤以上，自黔西北大定府经四川永宁、重庆，湖北汉口、江苏仪征、直隶天津至京师，途经贵州、四川、湖北、湖南、江西、江苏、安徽、山东、直隶九省，水陆行程万余里，是关乎清代政治、经济、军事的重大问题。数以万计的官吏、衙卒、背夫、船夫、水手都投身其中，对清代经济和贵州区域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如今，云南曲靖、四川泸州的地方人士和研究机构的学者，都在分别考证着这条极具研究价值的运输路线。曲靖师范学院为此专门设立了“滇铜研究所”，参与研究的梁晓强先生说，他曾自费到宜宾、泸州考察，对因古道而遗存的铜店街、铅店街兴趣盎然。
今年8月，新报记者刘泰承（白衣）在曲靖市会泽县采访80高龄的卞伯泽先生（右二）
铜铅之路汇泸州泸州地处川滇黔渝结合部，长沱两江交汇，是盐马古道上的必经之地，商贸发达经济繁荣由来已久。宋朝时期，泸州城商品繁多数量巨大，商号遍布城乡，是27个全国商业大都市之一；明代中叶，泸州是全国33个大中商埠之一。那时候的水运相当于如今的高速公路，而在泸州境内，永宁河、赤水河、沱江等大江大河与长江汇合，水陆地理优势得天独厚。除去宜宾上游过境物资以外，沱江流域的大宗粮食、烟叶和糖、自流井盐，泸州长江以南直到滇黔等大部分地区的大宗矿产、茶叶和山货土产，源源不绝地由北到南或至南而北运到泸州向东、南、北等处转口集散。从汉代开始在朱提山（今昭通市昭阳、鲁甸、永善3区县沿金沙江、牛栏江流向的山脉）开采的“朱提银”，其运输线路“朱提银道”也是一条类似于、重复于“滇铜京运”“黔铅京运”的线路。今日铜店街
或许现在的泸州人对铜店街、铅店街两处老街渐行疏远。但这两条紧紧相邻的孪生街道，都连接了上平远路和长江码头，又被老泸州人热切地称之为铜码头、铅码头，这是以水运金属出川码头得名的路名。在清代，荟萃这两条小街的众多“小店”，却是事关国家财政命脉的“总店”，自然成为滇铜、黔铅转运中心。这两条街上星罗棋布的铜店、铅店商铺，见证了川、滇、黔三省乃至秦、晋和少数民族的商人、船工、木工等齐聚在此，鼎沸如潮。相传乾隆年间（公元年至年），清政府在泸州还专门设了铜铅衙门负责铜和铅的中转事务。泸州的铜、铅两个水运码头在清朝就是为朝廷运输铜和铅的重要码头，向京城提供铸造钱币、制造兵器的原料。
后来，随着交通的嬗变，河运渐渐被取代，两条街不再是滇铜、黔铅集散地和河运码头，但街名却被保留并延续使用至今。两条街道因铜铅带来的繁华已经被串串香、小火锅等店铺代替，老建筑物几乎消失不见。或许是历史传承，泸州境内的天府航运首港——泸州港，仍然继承着泸州独特的水陆地理优势，货源覆盖了川、滇、黔、渝的大部分区域，仍然承续着通江达海的使命。酒城新报纸质版年10月14日的期，对京铜古道进行了详细报道
泸州，经历过风雨洗礼，经历过炮火纷争，铜店街、铅店街见证了明清一段极具影响力、工程庞大的运输史。岁月悠悠，江水东逝，包括京铜古道在内的泸州历史，浸润着这座城市丰富、雄厚的文化底蕴，这些在催发泸州建成川滇黔渝结合部区域中心城市的新征程中，仍焕发着这座古老城市的自身实力。近日，昆明、昭通、泸州三市签订了港口物流发展协议，我们相信，三座城市及京铜古道沿线地区，进一步研究、考证此条古道的相关史实，自会作用于当今社会经济的更大发展。编辑：A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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