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选自《中国乡村研究·第十五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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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抗战爆发之前，晋绥地区是一个典型的文化沙漠。年初中共开始独立主政晋绥根据地，并在人财物力匮乏、生存面临威胁的条件下，经过努力动员，组织起一个相对完整的新闻出版体系；其中《抗战日报》是其意识形态部队的“压舱石”。该报在中共中央“全党办报”“群众办报”号召下，在晋绥边区建立了规模庞大的通讯网络，将数以千计的“大老粗”培养成舞文弄墨的报纸作者，将无数文盲半文盲改造成报纸的忠实读者或听众，创造了中国新闻史上的奇迹。而“群众路线”和“全党办报”的实践过程不仅是党报自身的有机化改造过程，更是以党为中心统一民众意见的过程——通过深入广泛的文化动员，中央意志成为全党意志，党的意志成为全民意志，整个根据地结成一个同呼吸共命运的政治共同体，基层民众卷入到抗战与革命的洪流中，为中共最终夺取全国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晋绥边区《抗战日报》全党办报党报姓党中共一贯重视报纸的作用，办好报纸不仅是重大问题且具有“原则意义”。(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等，：)全国抗战初期各根据地创办的报纸尽管依靠少数办报人才艰难支撑，但因良好的政策，很快吸引大批知识分子和爱国青年奔赴于此，加上通过发展教育事业培养的一批本土文化精英，逐步形成人才济济的局面，到年9月《抗战日报》创刊时，已建立起晋察冀、太行、太岳、晋绥四大党报同声相应的大格局，并成为动员民众、建设和巩固根据地的有力手段。年整风运动之后，中共提出“全党办报”号召，各地党报在党组织和各级政权支持下相继建立了深入基层民众的通讯网络，将新闻触角伸向广大农村，在汲取优质新闻资源之时将党的意志贯彻到群众之中并使之成为“全民共识”。因此，中共报纸抛开新闻自身勿言，仅就报纸功能尤其对社会生活的干预程度而言，是其他任何民间报纸或党报无法望其项背的。作为中共报纸阵营中的佼佼者之一，中共晋西区党委(年8月后改称中共晋绥分局)机关报《抗战日报》创办于年9月18日，年7月1日更名为《晋绥日报》，年5月1日终刊，历时9年共出版期(以下统称《抗战日报》)。晋绥根据地山河关隘纵横交错，境内平绥、同蒲两条铁路均掌握于日伪之手，交通手段处于原始状态，基本靠步行或借助畜力；通讯技术落后，除边区党政机关、部队和新华分社个别电台外，日常通讯以信函邮递为主；民众文化水平低下，十之八九为文盲半文盲；加上日伪长期包围和不间断“扫荡”，有的村与村间鸡犬之声相闻而往来不能自由。在这里，办报缺少作者，看报缺少读者，印刷所需设备和纸张油墨等材料匮乏，送报靠人扛马驮，就传播媒介生存和发展所需各类要件而言可谓寸草难生之地。然从晋西事变后独立主政晋西北起，中共及其领导下的抗日民主政权和武装力量在这样一个文化沙漠中经过努力动员，组织起以《抗战日报》《晋西大众报》《战斗报》及新华社晋西北分社、吕梁文化教育出版社为骨干的新闻出版体系，各种书籍、报纸、刊物大量发行，对于宣传马列主义及中共路线、方针、政策并推动根据地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各项建设起到了难以估量的作用。其中，《抗战日报》作为这个文化方阵中的“压舱石”，对根据地社会动员居功厥伟。该报不但组建起一支坚强可靠的采编队伍，且在“全党办报”“群众办报”的号召下，自上而下地建立健全了以报社、分区通讯科、县委通讯干事、基层通讯组为组织框架，由千余名各级各类通讯员组成的覆盖全边区的通讯网络。同时，又将数以千计初识字甚至不识字的“大老粗”培养成舞文弄墨的报纸作者，将无数文盲半文盲改造成报纸的忠实读者或“听众”，并使报纸融入生活之中，用一张四开四版、发行万余份的报纸搅动整个边区社会，做活了一盘社会动员的“大棋”，将数以百万计边区民众卷入减租减息、参军参战、变工互助、劳武结合、民主村选、清算反霸、生产支前、土地改革等群众运动中。总之，“在黄河两岸的沟壑山村里，这家近代新闻舆论工具冲破穷山恶水，把党和人民的声音播向远近各方”，“组成了共产党在农村办报而影响全国的奇观”。(山西日报新闻研究所，：)故考察中共在根据地创办党报的活动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一、报纸是社会动员的制高点：《抗战日报》的创办兵马未动，舆论先行，“笔杆子运动”是所有革命政党的共性。就中共而言，拿笔杆子要早于枪杆子，武装斗争是大革命失败后之事，而笔杆子运动尤其办报办刊则从大革命时期到年后始终被视为社会动员的重要手段。考诸历史，即使在最艰苦的条件下，中共坚定不移地通过出版报刊进行社会动员。抗战时期的晋绥根据地在物质极度匮乏的情况下仍拿出边区一级机关开支的30%用作《抗战日报》社办报经费(康溥泉，)。晋绥如此，其他根据地或解放区亦如此。1.全面抗战初期中共领导下的晋西北进步报刊全面抗战爆发特别是八路军东渡黄河之后到晋西事变之前，中共、牺盟会、战动总会在山西各地均积极创办报刊，动员民众抗日救国。年12月创刊的《晋察冀日报》(原名《抗敌报》)是中共在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最早创办的党报，而中共中央华北局机关报《新华日报》华北版亦于年初创刊。在此之前，太行山根据地已有中共报纸，如年创刊于屯留的中共晋冀豫特委机关报《中国人民》和创刊于和顺的中共晋冀特委机关报《胜利报》，《新华日报》华北版创刊后两报分别于、年并入。(穆欣，：9、17)在晋西南地区，年5月25日中共晋西南区党委在孝义创办《五日时事》报，年底晋西事变后迁往晋西北并作为中共晋西区党委机关报继续出版，年《抗战日报》创刊前停刊。(晋绥日报简史编委会，：)在晋西北地区，年八路军一二○师在岢岚恢复红二方面军时期的《战斗报》作为军内报纸。在此前后，三五九旅创办《战声报》、三五八旅创办《战线报》《战线画报》，但发行限于部队而不向社会公开。年夏，中共晋西北区党委以八路军一二○师民运部名义创办《战地烽火》，这是晋西北重要的出版物之一。(山西省出版史志编纂委员会等，：18、21、75—82)不过，这一时期晋西北尚无中共报纸。出于在统一战线中拉住阎锡山及群众动员形式合法性的考虑，许多中共组织尤其与友党友军共存的晋西北、晋西南地区党组织尚处秘密状态，“办报办刊单位，除了有共产党的地方组织外，主要是接受共产党领导的‘戴阎锡山的帽子’‘讲山西话’的革命群众团体，即战动总会及其在各县的动委会，牺盟会的各级机构，还有一些进步的文艺团体”。因此，此时晋西北最引人注目的是由牺盟会和战动总会等在各地创办的报刊，“在晋西南和晋西北，各种油印刊物，真可谓蓬勃发展，遍地开花。现在尚能数起报刊名称的即有50余家”。如年牺盟会晋西北办事处在岢岚创办的《新西北报》，年《抗战日报》创刊后并入其中。(晋绥日报简史编委会，：—)牺盟会各中心区亦纷纷办报，如临县中心区《西北战旗》、岢岚中心区《黄河日报》、太原中心区《太原战旗》等。(康溥泉，：)山西新军领导机关第二战区政治部创办《政治周刊》(年9月更名《黄河战旗》)，新军一、二、三纵队分别创办《行军日报》《长城》《铁军》，在晋西北的决死四纵队出版《前线报》《前线》《前哨》《广播台》，工卫旅办有《工卫报》，暂编第一师创办《长城报》《战地快报》《萌芽》。(山西省出版史志编纂委员会等，：21)战动总会年9月在太原成立之初即在阎锡山控制的《山西党员通讯》报上编发《总动员》副刊，并在《太原日报》开辟《动员》副刊。太原沦陷后，续范亭率战动总会进入晋西北，年冬在离石创办油印《战动通讯》，填补了敌后看不到报纸的空白，该报一度停刊，后又复刊，共出版期，之后又在离石出版《动员》半月刊，是晋西北唯一的铅印综合刊物。转移到岢岚后，又与一二○师民运部(实际即中共晋西北区党委)、牺盟会岢岚中心区、山西保安二区政治部、晋西北农民救国联合会等联合创办间日刊《西北战线》，之后停刊并恢复《战地通讯》。在岢岚时期，还出版过《战动周刊》，周刊停办后恢复《动员》半月刊，后改为《战地动员》半月刊。战动总会宣传部创办了以工农群众为主要对象的《老百姓周报》《战动画刊》两份油印通俗报纸。(穆欣，：—)在晋西北，各县战动组织都编有油印报纸，有的不只一份。据穆欣统计，有临县《战旗》、五寨《动员》、岚县《岚动》、岢岚《抗战建国》、宁武《汾旗怒吼》、神池《火花》、河曲《雪耻》、保德《自卫》、兴县《抗战》、忻县《战声》、静乐《战潮》、偏关《怒吼》、右玉《抗日先锋》，以及战动总会雁北办事处《炸弹》。另有《抗战形势》《战斗救亡》《农村救亡》等刊物。同时，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晋西北支部出版《先锋》半月刊。(山西省出版史志编纂委员会等，：21)这一时期报纸虽大多为油印且出版时间短，但数量可观。据康溥泉回忆：山西抗战初期编印的各类抗日报纸约有种、杂志多种，年全国报刊展览上山西有多种参展。(康溥泉，：)至于晋绥地区，据现有资料，—年间至少出现过大大小小油印、石印、铅印报刊余种，出版各种图书余种。(山西省出版史志编纂委员会等，：17)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中共根据地报纸尚未形成晋察冀、太行、太岳、晋绥四大局级分局级党报并存局面，然正如其在社会动员中将自己组织隐蔽在牺盟会和动委会之中、组织建设通过牺盟会和战动总会进行一样，牺盟会和战动总会创办的报刊尤其在根据地创办的报刊实际都在中共掌控中。以《新西北报》为例，年战动总会被阎锡山下令撤销，当时尚处于秘密状态下的中共晋西区党委负责人刘俊秀和战动总会组织部长南汉宸与之后负责创办《新西北报》的民族解放先锋队晋西北队部负责人吉喆谈话称：战动总会《西北战线》将随战动总会撤销而被迫停办，但中共宣传动员工作不能中断，因此要求吉喆以牺盟会名义筹办一份新报即《新西北报》。由此看出，《西北战线》就是出于共产党宣传动员工作的需要而办，战动总会被撤销后《新西北报》作为《西北战线》替身，总编仍是吉喆，使命一如既往，同样是在中共党组织直接策划指导下出版，只不过名头由战动总会变成牺盟会西北办事处。吉喆回忆说：“《新西北报》实际上是中共晋西北区党委领导下的统一战线报纸，当时为了照顾统一战线关系，名义上由牺盟会晋西北办事处主办的，这样在对外说话方面就有些讲究，以利于争取更多的同盟军同情分子的拥护。”报社内部设有党组织，起初为小组并由吴子牧任党小组长，后设党团且由吉喆任党团书记并受中共晋西区党委(晋西北与晋西南两个区党委合并而成)领导。《抗战日报》创刊后中共在晋绥地区有了自己的党报，《新西北报》人员与器材全部并入。(晋绥日报简史编委会，：—)再如《牺牲救国》，年冬创刊时中共党组织派赵石宾从北平回到太原参加牺盟会宣传委员会工作并负责编辑《牺牲救国》。次年，牺盟总会成立秘密党组，总会负责人牛荫冠任书记，赵石宾作为3名成员之一分管宣传。显然，《牺牲救国》名义上是牺盟总会刊物，实际是党的组织在管、党员在办。年撤到陕西宜川秋林镇后，牺盟总会党组统一领导牺盟总会、第二战区政治部、山西绥署政治部及牺盟会和新军的宣传机关黄河出版社工作，赵石宾任《牺牲救国》和黄河出版社总编辑，这样则《牺牲救国》、黄河出版社整个办报办刊都置于中共领导之下。晋西事变后各类统战刊物纷纷停办，赵石宾从宜川经延安到达晋西北，党员身份由秘密到公开，担任中共晋西区党委宣传部编审科科长，开始筹办根据地文化事业，《抗战日报》创刊后成为第一任总编辑。(山西日报新闻研究所，：—)至于各县动委会办报办刊，既然其是八路军和中共地方组织推动成立并由中共党员担任领导，故这些刊物虽“对外说话方面就有些讲究”而所发出的无疑是共产党的声音。总之，战动总会、牺盟会、山西新军这一时期所办报刊与共产党组织所办刊物一样都是中共宣传和动员工作的组成部分，在—年国共合作蜜月期，这些统一战线报刊实为中共不方便出面说话时的“代言人”。2.晋西事变与《抗战日报》创刊太原沦陷后，阎锡山完全丧失对晋东北、晋东南地区军事行政控制，根据当时中共华北局对各地党组织指示，在这些既“未被敌人占领”又无“友军友党和其他政治团体”需要联合的地区，共产党和八路军可独立地发动并领导群众运动而无须顾忌阎锡山或其他势力，故晋察冀根据地年底创办《抗敌报》、华北局年初在晋东南创办《新华日报》华北版。而同蒲路以西地区则大不一样，阎锡山退守的晋西南地区活跃着八路军一一五师和总政民运部，八路军一二○师驻扎的晋西北地区不但有第二战区部队且存在阎锡山政权，中共在上述统战地区须应对复杂情况、处理微妙关系、把握彼此平衡，公开以党报形式对民众进行宣传动员难免有“赤化宣传”之嫌，影响与阎锡山的统战合作。因此，转移到太岳的北方局对外称“八路军办事处”，晋西南区党委机关报《五日时事》只能“作为区党委和下面联系的渠道”存在，更多时候以战动总会和牺盟会刊物代言发声。(晋绥日报简史编委会，：)年底发生的晋西事变虽因统一战线需要而和平处理，但双方本就脆弱的互信出现更深裂痕，作为统战工具和双方合作桥梁的牺盟会和战动总会被阎锡山撤销，新军表面上依旧拥阎抗日而实则成为中共领导下的武装力量。此时，一方面牺盟会和战动总会不再具备代言的合法性，另一方面晋西北不再有友党友军存在，独立自主地动员和领导群众不但可行且必须。于是《新西北报》《五日时事》停刊，于年“九一八”纪念日创刊的《抗战日报》作为中共晋西区党委机关报诞生，尽管初期仍以统一战线面孔出现，但随年整风运动发动而与前大不相同，它具有了坚强的党性。正如贺龙所言，有了《抗战日报》，“我们的阵容更整齐了，我们的力量更雄厚了，我们的精神更焕发了，我们的意志愈加成为不可战胜的了”，“抗战日报有如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的一面旗帜，广布新民主主义的光华，团结着全晋西北的群众，奋斗前进”。(贺龙，)至此，在华北各抗日根据地，晋察冀、太行、太岳、晋绥四大党报同声相应的大格局形成，共产党办报活动进入一个新阶段。二、从“三三制”到“在地化”：晋绥“意识形态部队”的组建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建立初期，该地区基本是一个文化沙漠，知识分子凤毛麟角。据中共晋西区党委统计资料显示：20世纪40年代初，在区和分区干部中，大学生和文盲半文盲各占10%左右，各县县长六成以上为中学学历，县里干部50%以上是小学毕业，各区区长70%以上是小学、2.6%是文盲，村干部则以文盲半文盲为主。(岳谦厚、董春燕，)而成功的群众运动必然是思想上觉悟了的群众的自觉运动，群众的觉悟离不开宣传，宣传不能没有报纸，办报又需报人。晋绥本地知识资源先天不足，故年初《抗战日报》筹办时，尽管中共组织及其武装力量扎根于此已两年有余，牺盟会和战动总会从太原及全国各地带来不少知识人才，其依然面临“一个编辑和一个记者甚至比一个有实际工作才能的干部还要缺乏”的困境。(廖井丹，)《抗战日报》出版时只有少数几个编采人员，专门记者仅三两人。八年后的年5月晋南全境解放，《晋绥日报》社即从《晋绥日报》《晋绥大众报》两报编辑部抽调郁文、阮迪民、邵挺军、张惊秋、富文等一批骨干力量南下晋南工委创办晋绥根据地第一份城市报纸《临汾人民报》(后名《晋南日报》)。而此时经过多年惨淡经营之后，中共在晋西北当地培养起来的一大批新闻人才已堪当大任，由于其及时递补，虽然两张报纸变成三张，但依然正常出版。年5月，《晋绥日报》终刊，全体编辑人员及印刷发行骨干再度南下，与先期创办《临汾人民报》的人马会师临汾后兵分三路各赴使命。一路由太原绕道武汉随二野西向入川，在重庆创办西南《新华日报》及新华社西南分社；另一路随第十八兵团由陕西入川创办《川西日报》；第三路随一野挺进西北先后创办陕西、甘肃、新疆等地党报。(晋绥日报简史编委会，：48、66、68)此时，继续留守晋西北《晋绥大众报》的，除总编辑张友外基本上都是各县调来的县委通讯干事，清一色晋西北口音，当年7月《晋绥大众报》终刊后其一部分南下，另一部分参与《山西农民报》的创办。(山西日报新闻研究所，：)因此，《抗战日报》不仅是中共在晋绥根据地进行社会思想动员的“意识形态部队”，其自身发展壮大本身就是中共在晋西北社会动员的成果之一。1.固有知识分子与国共两党对立时期的中共人才储备《抗战日报》最初的新闻业务人员来自五湖四海，但除交城籍的常芝青和保德籍的陈之向外，无一个晋西北人。这批最初的播火者无论是从军队或地方政权中抽调来的“老革命”，还是从大后方“万里赴戎机”并在延安经过马列学院、抗大、陕北公学、鲁艺培训后派到晋绥的“新青年”，绝大多数是外乡人。可以说，中共在晋西北新闻事业最初的火种是从外部移植而来的。在《抗战日报》先后担负领导工作及参与创办该报的骨干业务人员有赵石宾、常芝青、廖井丹、周文、郝德青、赵仲池、穆欣、郁文、高丽生、阮迪民、汪涛、高锡嘏、陈之向等人，考诸其履历不难发现，这批新闻精英大多是中共在年之后国共对立时期组织动员起来的知识分子(见下表)。相关史料表明，《抗战日报》领导层虽此前或多或少都有过办报办刊新闻从业经历，如赵石宾和穆欣等人，他们与大后方著名报人相比毫不逊色，但这些人中无一人是职业报人。常芝青担任过战动总会除奸干事和抗日游击县长，廖井丹和郝德青担任过新军指挥员，赵仲池指挥过对日作战，赵石宾是牺盟会中共组织骨干，周文参加过“左联”领导工作(中共山西省委组织部，：56)，故与其说他们是报人或文化人而勿宁说他们都是职业革命者，至于革命的方式是扛枪还是抓笔则视组织需要而定。总之，在他们身上，共产党人与报人、革命与办报是“体”“用”关系。同时，他们中几乎所有人都在青年时代参加过中共领导的学生运动，通过中共领导下的外围团体如左联、共青团、学生会等被发展为党员，除廖井丹外其余6人均在—年国共对立时期从事过白区地下工作。(穆欣，)也就是说，他们早在全国抗战爆发前就已经历过殊死斗争的考验并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者。廖井丹入党晚些，但红军长征时期就在四川组织过红军之友社，全国抗战初期已是中共在新军中的骨干。(李洪启，)这批知识分子不但是开辟建设根据地的文化先锋、带动新进的党外知识分子政治素质提升的关键支撑，同时也是在根据地撒播新文化种子的拓荒者和开展新闻事业的奠基人。2.“三三制”与《抗战日报》首发阵容年是晋绥根据地建设的分水岭，此前在该地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国共统一战线关系随晋西事变结束而被双方南北分治的新格局取代。《抗战日报》在9月18日创刊则使这一年又成为根据地新闻事业的分水岭，之前的《五日时事》原本是中共晋西南区党委机关报，事变后才迁到晋西北继续出版，《新西北报》《牺牲救国》虽受中共实际控制，但毕竟以战动总会和牺盟会名义即第二战区的牌子刊行。因此，《抗战日报》的创刊标志着中共在晋绥根据地开始独立发声并努力以自己的意识形态引导社会生活。《抗战日报》筹备和初创时期因人员很少，不但采、写、编之间无明确分工，各层领导与基层一线间亦无明显界线，是一种所有人做一切工作的状态。(晋绥日报简史编委会，：66)工作人员中除前述赵石宾、廖井丹、赵仲池、陈之向等人外尚有下列人员：穆欣是采访通讯部第一任主任，亦是根据地大笔杆子。穆系河南扶沟人，最高学历是河南省立百泉乡村师范学校，故一直视《抗战日报》为“我的大学”。(山西日报新闻研究所，：97)年，他到山西的第一站是牺盟会军政训练班，7月入党，后到决死二纵队做政治工作。年，他随部队调往第六专署，因在学校读书时给报纸写过新闻、通讯，专署就将创办报纸之事交给他。6月7日，《战斗周报》在汾西创刊，9月1日更名《战斗三日报》，一年后印数由份增加到0份并改间日刊。报社附设战斗通讯社，供稿单位最初仅限《牺牲救国》《政治周刊》等，后来邹韬奋主编的《全民抗战》、黄炎培的中华职业教育社主办的《国讯》月刊、重庆《新华日报》、各战区《阵中日报》《前线日报》等都大量采用该社新闻。(穆欣，)由于作为“西战场”的山西前线举世瞩目，该社深受中外新闻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