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的烟瘾是个很大的课题。[1]从一个层面来说，这是国际贸易、战争和外交的问题；从另一个层面来说，这是中国人的精神需求或精神颓废的问题；同时，这也是种植和销售熟鸦片的地方经济管理问题。从更深层次上说，这是有关西方列强和中国人之间最为复杂的互动关系问题：这意味着贸易利益对道德的胜利，意味着古老农业文明理想的破灭；这也意味着“西方列强”的“罪恶”形象，意味着地方特殊利益集团如广州商团、天地会、山西票号和帕西人商行的成长；这更意味着皇帝的君父形象的灰飞烟灭。迄今为止，对于中国鸦片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国际贸易和外交领域。[2]但是，吸食鸦片是一个从根本上影响中国社会各个层面的大问题，我将讨论一些相关的话题，希望能够借此拓宽鸦片研究的领域。此外，我还将收集到的史料进行整理分类，以进行两个领域的比较研究：第一，将吸食鸦片作为一种越轨行为，并讨论清朝对于烟瘾的控制；第二，将吸食鸦片作为一种经济和社会问题，与其他文化中的吸毒问题相比较。为此，我将关于鸦片的讨论分为以下四个方面：鸦片消费、禁烟运动、鸦片销售和鸦片的经济功能。另一个方面，吸食鸦片的“动机”问题，本来应该单独列为一类进行讨论，但是相关的史料实在是非常匮乏。在中国，鸦片很受重视，因为它既是一种药材（能够止腹泻，治高烧），[3]也是一种春药。[4]因此，人们患上烟瘾一方面可能是因为在治病过程中服用了大量的鸦片——例如在年的霍乱流行时期，[5]另一方面可能是因为那些有精力、有闲暇和有钱的富人想要娱乐消遣。[6]以上只是在一般情况下的考虑。显然，不同职业和不同经济阶层的烟民有着不同的吸烟动机，在很多情况下，我们只能推测这些动机可能是什么。对于太监和皇亲国戚来说，宫中的生活无聊乏味，而手中又不如以往握有实权——明朝末年的太监和清朝早期的满族宗亲便是大权在握；[7]而士兵，无论是旗兵还是绿营兵，日常生活常规无趣、枯燥无聊，他们也不能参与到贸易或其他营利活动当中，不仅如此，士兵鸦片成瘾的好处就是不会被派上重大战役的战场；[8]对于中国的文人、幕僚和官员来说，鸦片是仕途受挫、家庭重压下的解脱[9]；同样，对于那些在蛮族统治下深感耻辱的汉人来说，鸦片是隐居山野、闭门不出的消遣品。如果这样的分析合情合理的话，那么年之后的情况就更令人沮丧了，连满族的统治者也在与外国的交战中感受到了耻辱，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著名的西方政治理论翻译家严复先生也会成为烟鬼。[10]有的时候，商人吸食鸦片是因为相信鸦片可以使他们更加敏锐，帮助他们在与竞争对手的贸易竞争中变得更为精明；[11]中国的商人和富人在宴请贵宾之后，会以提供鸦片作为招待来宾的社交方式；[12]考生会在大考来临之际吸食鸦片，认为鸦片有利于他们在考场上更好地发挥。[13]有些时候，人们吸食鸦片是因为一些颇为扭曲的理由。根据《厦门志》记载，“更闻厦门富家恐其子孙之嫖赌破财也，许在家食鸦片，谓可收束其身心”。[14]年，幻仙影片公司制作的第一部电影《黑籍冤魂》就取材于这种扭曲的社会现象。《黑籍冤魂》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富翁曾和度（谐音‘真糊涂’）吝啬成性，其子曾伯稼（谐音‘真败家’）热心地方公益，施济贫寒。曾和度忧虑伯稼因此败坏家业，诱逼他吸食鸦片，以达到闭门守业的目的。”[15]对于富人或者钱财盈余之人，吸食鸦片可以让他们目光敏锐、游刃有余、忘记烦恼、混淆时光。然而可惜的是，18世纪中国对于烟草的赞扬之词洋洋洒洒，而竟没有关于鸦片的作品能够与之媲美。[16]那些每天定时定量服用鸦片的人，基本上不会因为烟瘾而引发身体情况恶化；[17]但对于穷人来说，烟瘾却是个很严重的健康威胁（讽刺的是，即使是这样，穷人沾染上烟瘾往往是因为身体健康的需要），因为他们会将手头仅有的钱都花在鸦片上面，根本没有钱去购买食物。对于穷人来说，吸食鸦片能够缓解长时间劳作的辛苦，在短期内增强工作能力。[18]因此，往往是那些苦力或是轿夫[19]、逆流行舟的船夫，以及在冰天雪地里工作的石匠才会沉迷于吸食鸦片。[20]最不可能沉迷于鸦片的人似乎应该是中国的农民，但是随着鸦片种植范围的扩大，中国吸食鸦片的现象也随之增加。到了年，人们可以看到整个村子因为所有人都吸食鸦片而衰落破败的景象。[21]到了清朝末年，似乎没有什么职业的人不吸食鸦片了。我们可以根据人际关系来指出一些被遗忘的鸦片吸食者，如陈独秀的祖父、郭沫若的兄弟、冯玉祥的双亲、胡适的继兄弟、瞿秋白的父亲、鲁迅的父亲等。[22]在小说中也不乏这样的记载——巴金在《家》中写道，小觉慧常常躺在马房里轿夫的床上，在烟灯旁边，看着老轿夫一面抽大烟一面讲述青年时代的故事。[23]我们可能很难说清楚为什么人们会吸食鸦片，但是至少，我们可以梳理出人们是怎么获得鸦片的。鸦片消费在中国，吸食鸦片的习惯是从吸食烟草的习惯上衍生和发展出来的。在明朝万历年间（—），烟草传入福建沿海，[24]最早种植在漳州的石码镇。[25]之后，烟草种植在中国如火如荼地发展起来，很快成为国内重要的经济作物，打破了葡萄牙人企图为他们在巴西种植的烟草建立东方销路的美梦。[26]到了康熙年间，吸烟已经成了中国人的全民爱好，石码等烟草品牌迅速占领了北京城中上千家烟草店铺的招牌，[27]甚至于很多烟草就种在城墙边上。[28]在我阅读到的中文文献中，关于吸食鸦片的最早记录是明代学者张汝霖（卒于年）在《澳门记略》中的记载。张汝霖在介绍了鼻烟之后又记述了关于鸦片的内容：“又有鸦片烟，初如泥，炮制之为烟，有禁勿市。”[29]张汝霖及其家人从鸦片中获得了感官上的愉悦是众所周知的，[30]可以说他们是中国的第一批烟民。有证据表明，在雅加达的中国人早在年便开始吸食鸦片，在巴达维亚的中国人在年便开始从事鸦片—烟草混合物的生意。[31]更多关于吸食鸦片的记载出现在年代，爪哇岛的荷兰医生恩格尔伯特·肯普费（EngelbertKaempfer）注意到有商店向行人兜售鸦片和烟草的混合物。[32]台湾的鸦片是从荷兰传入的，早在17世纪，荷兰人就统治了台湾，但是关于鸦片的记载出现得较晚——年，清廷官员蓝鼎元在平定台湾朱一贵之乱以后，才记载了有关鸦片的情况。[33]蓝鼎元将鸦片比喻为一个危险重重的陷阱，是台湾的蛮族之人想要引诱汉人的武器：“诱后来者，初赴饮不用钱，久则不能自已，倾家赴之矣”；“愚夫不知传入中国已十余年，厦门多有而台湾特甚殊。”蓝鼎元并没有对吸食鸦片的方法做出详细的说明，仅仅谈到“煮以铜锅，烟筒如短棍，无赖恶少群聚夜饮遂成风俗”。黄叔璥则记载：“鸦片烟，用麻葛同鸦土切丝于铜铛内煮成鸦片，拌烟另用竹筒贯以棕丝，群聚吸之。”[34]这些史料都没有关于吸烟者的详细记载，也没有说清楚究竟吸的是什么东西。蓝鼎元和黄叔璥只是提到吸烟者是罪犯或是受人教唆，而张汝霖根本没有提及吸烟的人。关于禁烟的记载本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吸烟的人，但是，这类记载与关于吸烟者的记载类似，最早出现在年的禁烟令只是大体提到“引诱良家子弟者照邪教惑众律处置”。[35]年的禁烟令打击了售卖鸦片的商人，但是对吸食鸦片者却没有形成什么影响，这条法令似乎也并没有得到有力的贯彻。尽管没有证据佐证，但是我们可以推测，吸食鸦片与烟的混合物的现象在18世纪的中国已经蔓延开来。法国商人夏尔勒·德·贡斯当（CharlesdeConstant）记载了年代广州人普遍吸食鸦片和烟草混合物的情景；[36]英国人克拉克·阿裨尔（ClarkeAbel）写道，无论是将鸦片裹在烟叶里，还是将烟叶浸泡在鸦片溶液中吸食，在“帝国各地”都随处可见。[37]这些扑朔迷离的史料只能让我们大致了解吸烟者是何人、鸦片烟为何物以及何时吸食等问题，有些学者甚至完全拒绝使用这些史料。陈其元阅读了年以后的记载，认为“夫鸦片即鸦片烟，岂又须加入烟草，乃成鸦片烟之事？足见当时吸食者极少，故尚不识鸦片烟为何物耳”。[38]如果我们了解到语言表达中的鸦片其实有两种，就可以解决这一疑问了。18世纪末，大多数中国人吸食的是一种叫作马达克（madak）的烟，它并不是纯鸦片。马达克是未经加工的生鸦片溶于水后的产物，经过煮沸、过滤，再煮沸至糖浆状，与碎叶混合便可吸食。与吸烟草一样，吸食马达克时也使用常规的烟杆，每克大约产生0.2%的吗啡。[39]年黄叔璥对此过程也只是半知半解，才认为鸦片是用“麻”和“葛”的叶子混合而成。[40]当然，这并不是孤证，荷兰人瓦伦汀（Valentyn）提到年在雅加达看到有人吸食马达克，可以作为佐证。[41]吸食马达克，或者是将烟草与鸦片溶液相混合，可以看作从烟草到真正鸦片的过渡阶段。马达克能够带来较为温和的快感——可能与吸几口大麻不相上下——但是当纯鸦片被开发出来之后，马达克便无人问津了。经过恰当的提炼和存放，每单位可吸食鸦片可以产生9%—10%的吗啡。[42]尽管没有足够的证据来确切地证实鸦片烟何时成了“纯鸦片”，但是一般认为，中国人于年代开始吸食纯鸦片，这一时间点是合情合理的。[43]年代，贡斯当发现中国人突然间“疯狂地迷上了一种令人陶醉的东西”，[44]这种新的“迷恋”也许可以从成四倍增长的鸦片进口量中得到印证。年，中国的鸦片进口量仅为一千箱，到了年增长为每年四千箱，[45]这是中国吸食鸦片导致需求量大幅增长的结果。尽管如此，这一需求并不是无边无际的。年英印总督希斯丁（WarrenHastings）运了一千箱巴特纳（Patna）极品鸦片到广州，却发现在广州找不到买主，最后不得不以每箱美元的低价给了一个叫辛奎（Sinqua）的人。[46]赵学敏的《本草纲目拾遗》对吸食鸦片有着极为详细的记载。根据前言，这本书成书于年，因而是关于乾隆年间中国人如何看待吸食鸦片的珍贵史料。虽然赵学敏也同意前人所言鸦片与烟草混合吸食的说法，但是显而易见，他在这里讨论的是吸食纯鸦片：凡吸必邀集多人，更番作食，铺席于坑，众偃坐席上，中燃一灯，以吸百余口至数百口。烟筒以竹为管，大约八九分，中实综丝头发，两头用银镶首。侧开一孔如小指大，以黄泥掐成葫芦样，空其中，以火煅之，嵌入首间小孔上，置鸦片烟于葫芦首。烟止少许，吸之一口立尽，格格有声。[47]虽说“吸百余口至数百口”可能有些夸张，赵学敏也没有指出在吸食鸦片之前，鸦片是如何在烟灯上加热的，但这也足以说明，此处吸食的毫无疑问是纯鸦片，而不是烟草或马达克的混合物。尽管当时鸦片已经开始如瘟疫般扩散，但并没有引起清廷足够的重视，直到19世纪初，清廷才采取了相应措施。此后的法令和奏折可以让我们发现一些官员吸食鸦片的细节。年，很多宫廷侍卫吸食鸦片，嘉庆皇帝怀疑太监当中也不乏染有烟瘾者。[48]在嘉庆帝驾崩之后，他的怀疑得到了证实。道光十一年（），内务府大臣进行了一次轰动一时的搜查，发现一批太监吸食鸦片烟已有二三十年，同吸者又有贝子、贝勒等人。[49]而在四个月前，太子少保、大学士、管理刑部事务大臣卢荫溥与其他六部尚书、侍郎联合上奏了一份鼎鼎有名的奏折，指出吸食鸦片者甚众，而奸商贪官是烟患的罪魁祸首。“（窃查鸦片烟，来自外洋）其始间有劣幕奸商，私自卖食，浸浸而贵介子弟，城市富豪，转相煽诱，乃沿及于平民。”“现今直省地方，俱有食鸦片烟之人，而各衙门为尤甚，约计督抚以下，文武衙门上下人等，绝无食鸦片者，甚属寥寥。”[50]毫无疑问的是，年的军队中已经烟瘾成患，以至于无法形成战斗力。道光十二年，两广总督李鸿宾的部队在镇压广东连州（位于广东东北部，近湖南和广西边界）瑶民起义的战争中惨败，据钦差大臣禧恩奏：“该省调至军营战兵六千余名，不惯走山，沿海各营兵丁，多有吸食鸦片烟者。兵数虽多，难于得力。该省营伍，皆属总督统辖，如果平素整顿操防，实心训练，一兵得一兵之用，何至临阵恇怯？”[51]事态的严重性惊动了道光皇帝和朝廷大臣们，朝廷当中关于鸦片的讨论趋于白热化，年主张鸦片合法化和主张禁绝鸦片之间的争论达到了最高潮。有关烟患蔓延的最为生动的描述出现在年朱嶟的奏折之中，他在奏折中声讨了以许乃济及广州学海堂为代表的弛禁派。弛禁派主张，“至文武员弁士子兵丁等，不得任令沾染恶习”，“其民间贩卖吸食者，一概勿论”。[52]而朱嶟指出，允许鸦片纳税进口，“其言不顺，其名不美”，根本无法杜绝鸦片交易。“今之食鸦片者，大凡起于官员之幕友家丁，延及于市廛游民，而弁兵、士子亦渐禁（染）其习，所不食者，乡里之愚民居多耳。”[53]鸦片开始向平民百姓蔓延，可以从三种史料中得到佐证：进口数据、国内产出统计，以及有识之士的估测。首先是进口数据。年以前，从孟加拉、马尔瓦和土耳其进口的鸦片数量一直保持在四千至五千箱；到了年代，这一数据陡增为一万箱；年再次激增为一万八千箱；[54]年已经超过了两万箱；年达四万箱。[55]增长趋势毫无衰减迹象，到了年达七万六千箱，年八万一千箱。[56]进入20世纪后，鸦片进口量开始减少，稳定在五万箱左右。[57]因进口鸦片质量优良、味道浓郁、劲道浑厚，大多被富人消费。[58]中国国内种植鸦片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唐朝，当时在中国西部省份，尤其是云南、四川和甘肃等地已经开始大面积种植罂粟。[59]根据各地地方志的记载，到了清朝初年，贵州、福建等地也开始种植罂粟，但是对于种植方法及其用途尚无说明。[60]道光十六年（年），许乃济在奏折中指出，“闽、广、浙东、云南，向有栽种罂粟制造鸦片者”。[61]为了论证他的弛禁论，许乃济指出，“其实中原土性和平，所制价廉力薄，食之不甚伤人。上瘾者易于断绝”。他还举例说道，“前明淡巴菰，来自吕宋，即今之旱烟，性本酷烈，食者欲眩，先亦有禁，后乃听民间吸食，内地得随处种植，吕宋之烟，遂不复至，食之亦竟无损于人”。但是，许乃济的说法并不能成立，因为更受富人欢迎的是进口的烈性鸦片，而不是温和的土鸦片。康熙年间最负盛名的医学家张璐在年写道，“土鸦片亦能涩精止泻，但力薄少效”。[62]到年代，进口鸦片和土鸦片的差距仍然存在，而此时中国的鸦片种植已经扩散到广西、湖南和湖北等地。[63]据英国外交官威妥玛估计，年广西的土鸦片产量在八千担到一万担之间，在国内非常畅销，常常用来与洋烟做比较：“闻起来与巴特那鸦片类似，但不如孟加拉鸦片劲道……若存放两年，则胜于洋烟。”而另一方面，福建的土鸦片“质量低劣，口味粗糙，难以与进口鸦片相提并论”。[64]不过，这种次等的土鸦片价格低廉，每担约价二百五十元。而据许乃济的记载，进口鸦片价格高昂，进口鸦片之类有三：一曰乌土，出明雅喇；一曰白皮，出孟买；一曰红皮，出曼达喇萨。乌土为上，每箱约价洋银八百元，白皮次之，约价六百元，红皮又次之，约价四百元。[65]广东地区并非土鸦片的主产区，由此可以推测西部省份的土鸦片产量应该远远高于八千担的水平，内陆地区鸦片的价格也应该比二百五十元更低一些。因此，中国的鸦片产量和消费量都远远高于年英国领事估计的数量[66]——也远远高出了赫德于年在大清海关总税务司做了一番调查之后所给出的估计量。[67]这样看来，最初以占有有钱人鸦片市场为目标的土鸦片，最后恰恰是满足了苦力们的需求——特别是轿夫和船夫。到年代，中国苦力吸食鸦片的情况已经相当普遍。[68]除了价格低廉——在甘肃，印度鸦片的价格高于土鸦片十倍有余[69]——此外，中国的土鸦片还有一个优势，其残留烟渣也可以用来吸食，而印度鸦片就难以实现一点。[70]根据当时满人的描述，中国的工人也乐意接受掺假的鸦片——不仅仅是掺杂罂粟壳或罂粟荚，同样也掺杂猪油、芝麻籽、柳叶芽和蓟汁。[71]尽管有钱人一般是将土鸦片与印度鸦片混合后吸食，但在弹尽粮绝之际也会转向土鸦片。年到年芝罘一带长年饥荒，富家子弟也不得不节俭开支，转而吸食土鸦片了。后来，他们逐渐习惯了土鸦片，并不再迷恋于进口鸦片，结果这一地区印度鸦片的销售量猛跌。[72]随着中国的鸦片种植者明智地开始提高土鸦片的质量，越来越多的人吸食土鸦片，消费土鸦片的富人也与日俱增。[73]我们同样可以推测农民吸食鸦片的情况。大约是在年代，中国农民开始大规模地吸食鸦片，这一时期土鸦片的产量增长迅猛。鸦片的种植刺激了种植者自身吸食鸦片，之后的历史也证明了这一事实。美国学者卜凯（J.L.Buck）全面考察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农村生活，他发现农民自己的鸦片消费量约占其种植量的四分之一。[74]尽管鸦片的产量受到气候条件的限制，但是作为一种经济作物，种植罂粟还是利润颇丰的。一亩罂粟至少可以生产出两倍于谷类植物的利润；[75]每年10月份种下去的罂粟，到了第二年3月即可收割，恰好在这段时间内其他农作物也没法生长；要是有足够的肥料，罂粟在贫瘠的土地上也能生长，还可以与豆类、土豆或烟草套种。[76]对于佃农来说，在租赁的土地上进行冬季种植更是利润丰厚——因为他们只需要按照夏季作物产量的某一固定比例上交地租。[77]不仅如此，虽然采集罂粟汁需要大量劳动力，但是技术难度不大。渐渐地，人们也在质地良好的土地上种植罂粟了。不妨将李希霍芬（BaronvonRichthoven）在年的调查结果与斯宾士（W.D.Spence）年的调查进行比较，我们能够发现中国西南部罂粟的种植已经从山地转移到了河谷地带。[78]赫德试图以人口数量和罂粟产量的比例来估计中国的烟瘾程度，最后得出吸烟人口占全体人口的比例不到百分之一。[79]但是很多学者认为这一比例太低了——张之洞坚持认为，在山西，城市的吸烟人口比例高达80%，在农村地区这一比例也高达60%，[80]而曾国荃认为农村的吸烟人口比例高于城市，[81]在甘肃有人也认为这一比例高达80%。[82]我们很难判断准确的数据是多少，但是理雅各（JamesLegge）提出的10%的估测似乎比较合理，这个比例是理雅各乘坐小驴车颠簸着前往孔庙的途中，根据山东的罂粟地估算的。[83]理雅各的推断可以与经验丰富的雒魏林博士的数据相互印证，雒魏林估计中国有10%的人口吸食鸦片，但是只有3%至5%的人口“过度”吸食。[84]根据这个估计，年中国有一千五百万烟瘾人口，如果他们每天吸食三分之一盎司的鸦片，或是每年吸食七磅的鸦片——这是华人学者普遍认同的数量[85]——这就意味着每年将消费掉一亿五百万镑的鸦片。那么根据这一推算，年代四川八万五千亩地生产了十七万七千担鸦片（两千三百五十万镑），平均每亩只生产五十盎司，这显然就不合理了。[86]一种可行的方式是对20世纪的鸦片销量进行反复核算，以获得更加精确的数据：云南昆明约有两万九千七百五十亩罂粟地，[87]仅四川涪州的鸦片产量便为两万三千担，[88]山西约有一百万亩罂粟地，[89]陕西约有五十万亩罂粟地和一百五十万人口吸食鸦片。[90]对于世纪之交的地区贸易而言，一般的估计认为：国内每年约有一亿两白银的大米交易，一亿两白银的食盐交易和一亿三千万两的鸦片交易。[91]不可否认的是，中国有大量人口在吸食鸦片。禁烟清代中国禁止鸦片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是围绕着如何找到先例的问题，禁止烟草在逻辑上看似一个说得通的起点，但不论是从法条上还是从执行上来说，中国对烟草的禁止都是相当模糊的。皇太极（清太宗）在年讨论过烟草问题，并且注意到了其中的模糊性。他说，吸食烟草当然是不好的，官员在家里可以随心所欲，但是在官府衙门则要严禁吸烟。这并不是说树立榜样很重要，也并不意味着下级必然会效仿上级，但皇太极表示他无论如何都要禁止烟草，原因有且仅有一个：吸食烟草之人在烟草上大肆消费，而全然不顾家臣处境之艰辛，这是不可饶恕的。[92]显然，鸦片问题也关系到军队的士气。年两名满人将士把在奉天西部收缴的烟草当众销毁。年朝廷颁布并实施了打击烟草买卖和烟草吸食的措施，然而就在同一年，这些禁烟的措施就被废除了。此后种植鸦片烟草供自家享用成了合法行为，朝廷还规定了每斤烟草三钱的定价。[93]皇太极对于这种转变的部分解释是，实践证明禁烟的举措是无效的，与操练懈怠相比，吸烟是再小不过的过失，满人当以精通骑马射箭之术为头等要务。[94]年代，朝鲜便有了有关烟草的记载，他们把烟草叫作“烟茶”或是“烟酒”，认为吸食烟草可以获得预知未来的能量；他们也注意到了吸食烟草会上瘾，所以称其为“妖草”。[95]中国人也同样相信烟草具有巨大的能量，还能够帮助人们治愈疾病。明代学者张介宾在权威医学著作《景岳全书》中记载了自己用烟草拯救深陷疟疾的云南军队的事迹，从此烟草声名鹊起。[96]明朝末期曾于年和年两次下令禁烟，因为他们认为正是烟草帮助了满人军队的兴起：暗中兜售鸦片之人，并将其售予外国人者，无论数量多少，一律问斩。他们还特别说明，关外之人因严寒致疾，唯有烟草可以治愈。[97]后来，明朝取消了这一禁令，因为他们的军队没有烟草而士气低落。[98]康熙帝从小便吸食烟草，但是他在年颁布了宫中的禁烟令。他之所以禁烟是害怕烟火，并没有道德提升方面的考虑。[99]显然，这一禁烟令并未奏效，康熙在年重申了这一禁令。康熙申明皇祖母担心宫中火灾，因此吸烟者切记不可大意。[]到了雍正年间，烟患成灾，雍正想要禁烟却发现并无先例可循，吏部大臣只有从《大清会典》当中去寻找依据。第一部禁烟条例成形于雍正七年至九年（—），我们从条例中可以看出它的不可靠性。[]条例规定如下：“兴贩鸦片烟照收买违禁货物例，枷号一个月，发边卫充军。若私开鸦片烟馆，引诱良家子弟，照邪教惑众律以绞监候。如兵役人等借端需索，计赃照枉法律治罪。”雍正八年（）又颁布了关于流寓台湾之人兴贩鸦片烟之条例，其中规定“台湾流寓之民，应逐令国税，交原籍收管”。[]大概是因为大家都认为贩卖鸦片者才是罪魁祸首，因而对于吸烟者及种植者的惩罚并不严酷——凡种植鸦片或吸食鸦片者，依照触犯皇条罪杖责一百。为加强和配合禁烟法令，清廷又相应地采取了一些举措。年大学士方苞上奏主张禁止种植鸦片，年山西布政使张若震也上奏了同样主张的奏折。至少从后来清朝的法律规定来看，禁止吸食旱烟和水烟是禁烟成功的必要条件，方苞和张若震的上书没有得到其他部门的支持，使得鸦片的泛滥不可避免。[]另一个令人困惑的是清初鸦片的输入问题。中国自明万历年间起，就将鸦片列入关税表中，作为药材准其输入，其税率屡次提高。最初万历十七年（）鸦片每十斤税银二钱，到了康熙二十五年（）鸦片每十斤纳税三钱。[]在康熙朝末期，我们可以看到将烟草和鸦片以一定比例混合吸食的现象。在这段历史时期内，我能够找到的关于处罚案例唯一的详细记载，是年8月福建漳州府一名叫作陈元的鸦片贩子的案件[]——这一案件显示了执行禁烟法令过程中的复杂性。因为官方严禁出售“鸦片烟”或“食用鸦片”，人们要想获得作为药用的鸦片也绝非易事，鸦片烟和药用鸦片难以区分开来，它们只是在之后的提炼过程上有所差异。陈元正是因为将鸦片兜售给了县州府的密探，而被当地知县依据新法处以枷刑并发配充军。后来上级巡抚推翻了这一判决，认为陈元出售的是药用鸦片，这一做法得到了雍正的赞同。但是，巡抚和雍正帝都认为热心过度的知县也不应该受到惩罚，以防无知的百姓认为“禁烟有所松弛”。虽说中国的这些禁烟法条在解释和执行上都很困难，但它们在同时代的外国商人眼中却是相当严肃的。正如年6月英国管理会向东印度公司下发的一项非常重要的命令中所言：6月16日于“温德姆”号船上。“前时经圣乔治要塞开来的船只，经常带鸦片到中国出售，现在不知你的船上是否有这种商品带往该市场，我们认为，我们有责任（或恐怕你不知道）通知你，中国皇帝最近制定严厉禁止鸦片的律令。科罚办法是，凡在你的船上发现，一律没收，不仅没收船只和货物，而且敢于将你们的购买者处以死罪；顾虑及此，必须采取更有效的办法，防止这种不幸事件发生。为此，你必须尽可能用最好的办法，严密查询并检察你的船，查看船上有没有这样东西，如果有，你应立即在离开马六甲之前，将它从船上拿走，无论什么情况，都不得携带也不准你的船运载这样的东西到中国，否则你要负违反公司命令的危险责任。”[]年之后，禁烟法令就再也没有什么新的进展了，这一情况一直延续到了嘉庆年间（—）。嘉庆帝看到了国内严重的烟患和外国商人的肆无忌惮，于嘉庆元年颁布了新的禁烟法令。该法令虽然对国内日益增多的鸦片烟也有所规定，但主要打击的是从印度贩运鸦片来中国的外国商人。[]直到年（嘉庆十八年），中国才严肃地加紧制定国内法律，来规范日益增长的外国贸易和鸦片走私。年刑部发现，虽然之前的法律（例如年颁布的法令）中规定了对鸦片贩子和鸦片馆馆主的惩罚，但在清朝律例中与购买者和吸食者相关的法律一直都不甚明确，最多的是提到违反天朝条例会处以一百杖刑而已。刑部认为，现在是时候加强法律并且明确官民在处罚上的区别了。[]新的法令对于鸦片吸食者的惩罚规定如下：将士和文武百官处以一百杖刑，开除公职并枷号两月；士兵、平民处以一百杖刑，枷号一月。对于鸦片贩子和烟馆馆主的惩罚保持不变，但是要注意区分主犯和从犯。嘉庆帝基本同意了这些提议，并且提到了他听到风声，皇宫内有太监吸食鸦片；嘉庆帝规定如有太监吸食鸦片，一经发现，将枷号两月，之后贬为奴隶发配至黑龙江。实践证明，用“枉王法”的方式，并辅以其他惩罚措施来治理烟患不够有效，年阮元逮捕了十六名澳门鸦片贩子的案件便是一个明显的例证。[]年，御史邵正笏奏请朝廷，指出今年内地奸民有种植并兜售鸦片烟的现象，之后朝廷便迅速进行了一系列立法。[]此后，种植和提炼鸦片的人均按旧法中贩卖鸦片之罪来惩办；地方官员如有受贿，与主犯连坐；新例加等治罪，若有种植罂粟者，遂处以协查锄毁一次，田地入官。但是，道光帝对“锄铲”二词颇感怀疑，在批注中批评了阮元等人提出的方法不过是空谈。[]此外，各省巡抚、总督等高官也命下属要一丝不苟地反复核查各乡镇，以保证各地方不再种植鸦片，完成向皇上保证的生死状。年又增补了新的规定：制造烟具者，发配充军，与制造赌具者同罪；提供吸烟场所的船夫和地主与租赁赌博场所同罪，发配充军或予以杖责；鸦片吸食者之家长，照“不能禁约子弟为窃”定罪，杖责四十。[]在同一年，又在现有的惩罚措施中增加了新的举措：只要吸食鸦片者交代鸦片贩子，并协助将其缉拿归案，则按照普通吸食者定罪，与赌博者交代制造赌具者同例；若吸食者拒不交代，则将吸食者照贩卖鸦片罪重处。[]刑部大臣努力让这些法律发挥效力，但实际案例表明，他们在处理烟瘾的过程中遇到了不少特殊情况，在执法上仍然存在很大的争论。以年广东潘亚太等贩卖烟泥一案为例，在该案中，潘亚太贩卖鸦片烟泥，其兄等人受到牵连，在该案的判决中，刑部批复了广东省巡抚“所拟各罪名尚无出入”的决定，将主犯潘亚太依例拟军，而其兄等照为从减等律拟徒。[]对于从事鸦片贩卖是否属于“斗殴杀伤之类损人之事”，官员内部仍然争论不休。年安徽巡抚和刑部之间争论的结果是：鸦片烟虽系害人之物，而贩卖者意在图利，非有意于害人。[]但是，在另一起案子当中，就特别强调不能宽大处理贩卖鸦片者，即使该犯“供明亲老丁单”，仍不准其留养。[]朝廷分别于年、年和年新增了鸦片犯罪的类别并进行了更为细致的区分，[]这一做法增加了禁烟法条的复杂性和严峻性——但并未更加有效地控制鸦片泛滥。鸦片吸食者对于新增的一旦戒烟便可免除刑罚的法条也没有什么反应。[]当时的清朝官员充分意识到了执行严刑峻法所面对的困难，贺长龄曾有奏疏论及此事：凡论罪必须衡情，食烟者非有凶暴害人之心，亦无狂妄悖理之事，不过如酒色过度之自戕躯命耳，而与杀人同科，勿乃过当……且科条愈重，则勾结愈密，摘发益难，讹诈愈多，滋扰益甚。[]从瞿溶在道光十一年（年）上奏的折子来看，鸦片战争以前索诈之事便频频发生。瞿溶时任山西道监察御史降二级留任巡视北城臣，据说他围捕从事鸦片勾当之人很有一手。[]据瞿溶奏报，捐纳光禄寺署正温灼桥，在玄武门外门楼胡同地方赁房居住，由原籍广东私带鸦片烟进京，在寓所吸烟。经厨役王升向房役杨升告示伊主吸烟情由。杨升复向番役王三告述，商量一同前往索诈，遂于一日向该员并同吸烟之黄姓、蔡姓，一并锁住，获鸦片烟两匣半，约重数十两，鸦片烟管三枝，番役王三等人向主人吓唬索诈银一千两。温某等畏惧应允，先付王三银二十五两，王三当谢给厨役王升银十五两，随勒令该员写立一千两银票，票内改温姓为张姓，约期付给。遂有友人阻止该员不给银两，复经该役将该员拉至家中，逼勒付给银六百两，叫该役等收受。王三复将起获之鸦片烟，挑出十余两，给散役等卖钱分用，未经报官。这样的案例说明，当时社会上欺诈和恐惧盛行，这也进一步印证了朱嶟这样的禁烟派的说法。朱嶟强烈反对“驰禁派”的方法——如“只禁文武员弁士子兵丁”，“其民间贩卖吸食者，一概勿论”等。他在奏折中写道（年1月《中国丛报》将其翻译成英文，并且译得更为雄辩）：至官弁士子在家安而食之，何从查禁。苟为不核，则书役仆隶将挟其短而擅其废置。防讹诈而讹诈之端启，票（禁）栽赃而栽赃之衅除（疑为开），父不能诫其子，兄不能保其弟，主不能制其仆，岂非滋之扰也哉？幸不至是，则阴相煽诱，互为容隐，又事之长，无足怪者。故听民间贩卖吸食而额禁员弁士兵，不可得也。[]朱嶟所呼吁的是——这与许乃济、林则徐是一致的——禁烟法律要有一贯性，否则便建立不起有效的控制体系。但是在年之后出现、在年成为法条的禁烟法却只是杂乱的拼接：在合法的外国鸦片进口和国内日益增长的鸦片种植的背景下，禁烟法却只有对鸦片违法行为的零星处罚。[]19世纪七八十年代《京报》上的各种案例便可以反映出鸦片违法行为的处罚范畴，而其本质也生动地展现了常见的鸦片违法类型。一位皇亲国戚因为在北京城北开设烟馆而被罚；[]福州船政局的射击教练因为仆人弄断了他的烟杆而将其杀死；[]江苏的县官因为贩卖鸦片而被发配充军；[]太监在皇宫内吸烟并在内务府开设烟馆而被斩首；[]科举考试的阅卷大臣都是瘾君子；[]少年因为向其母亲提供鸦片而被处以凌迟——这位少年显然是以为母亲要吸食鸦片，哪知母亲会用鸦片自杀，他因“故意致死其母”之罪被判处死刑；[]一轿夫开设了自己的烟馆，与某军官相串通；[]有两人用自己的巡逻船走私鸦片而被治罪；[]一举人竟然有胆量起诉破坏他自营烟馆的地痞流氓；[]而最具历史警示意义的可能是，大量官员因为吸食鸦片而被罢免，[]在这些瘾君子的名字中我们看到了芜湖道台、曾显赫一时的条约谈判大臣琦善的儿子。[]这些案例让我们看到，禁烟过程中法条的模糊和不连贯性，使得鸦片吸食的泛滥和鸦片交易变得无法控制。鸦片运输吸食鸦片的人越多，鸦片运输网络便越复杂，想要弄清楚运输网络的各个部分就越困难。这部分主要是集中分析中国的鸦片贩子，恐怕会因此显得有些松散和零碎。早在年，一位叫庞士克（音译，Bonsique）的中国商人从巴达维亚（Batavia）的荷兰烟贩手中购买了大批鸦片，但他又不知该如何处置，最后在一个公开拍卖会上把鸦片卖掉了。[]仅仅三年之后，荷兰人与爪哇岛的马塔兰（Mataram）王子签订了条约，其中一条便是要联手抑制中国商人发展起来的大规模布匹和鸦片贸易。[]庞士克和其他中国商人是否与台湾有贸易往来，我们无从得知，但是这条巴达维亚—台湾—厦门的贸易路线肯定是存在的。同样，早期的鸦片交易领域通常和烟草交易领域相重合，业已建立起来的烟草运输和市场格局也被用来进行马达克交易。在前文中我们提到了在年因贩卖鸦片被判刑后又获免的陈元，他便是从广东一位不知名的商人那里获得了鸦片。他用从福建带来的橘饼交换鸦片，然后自己将鸦片带回漳州府，并在店中作为药材销售。[]张馨保在他的书中描述了19世纪早期广东窑口的鸦片交易，中方合作人从停泊在口岸的外国船只上提取鸦片，并从中牟利。[]他们拿到鸦片之后又按照三条固定的线路出售鸦片：一条向西到达肇庆，之后运往广西和贵州；另一条向北到达乐昌和南雄，之后用船运往湖南和江西；还有一条向东经过潮州运往福建。[]陈元走的便是第三条向东的线路。湖广道监察御史冯赞勋[]在道光十一年（）上奏的折子可以进一步佐证我们以上的分析。冯赞勋对于广州的鸦片交易非常感兴趣，并在奏折中详细报告了广州的情况。[]冯赞勋写道：“溯查夷船私带烟土来粤……然其货远在洋面，奸商不敢出洋贩卖，夷人亦不敢私带入关，于是沟通土棍，以开设钱店为名，其实暗中包售烟土，呼为大窑口。如省城之十三行、聊兴街，多有此店。奸商到店，与夷人议价立券，以凭到趸交货，谓之写书。然其货仍在洋面，难以私带也。则有包揽走漏之船，名曰快蟹，船之大可容数百石，帆张三桅，两旁尽设铁网，以御炮火，左右快桨，凡五六十，来往如飞，呼为插翼。……无如各巡船通同作弊，按股分赃，是快蟹为出名带私之首，而巡船包庇行私，又罪之魁也。其销售各路，除福建之厦门，直隶之天津，广东之雷琼二府，将货过船，不须快蟹包带，然必由窑口立券，方能到趸交货。……其由大窑口分销内地，则有奸民串同各衙头役，开设私局，是为小窑口。散布各城乡市镇，指不胜屈，所在皆有。”年其他大臣的奏折为我们的研究补充了更加丰富的材料。在山东，鸦片烟土即由个别船家带于偏僻处所，上岸销售，不由海口正路而行；[]在贵州，唯与滇、粤等省毗连，民人贸易往来，沾染习气；贵州虽然没有开设盐官，但省城也是五方杂处，不免有潜匿私卖之人；[]在广西，所种均系水稻杂粮，而因毗连广东省，因此贩运鸦片的奸商，当然就都由广东省私运入境，沿河上下各关，就成了私贩必经之路；[]在四川，既有人吸食鸦片，也有人种植鸦片。四川总督称，“再食烟之人广，贩烟之人必多”，建议“自应于各关隘口，严密稽查。夔州府为浙江、广东等省入川要路，宁远府为云南省入川要路，广元县为湖北等省入川要路，现饬行各关隘，凡遇客商过关，务将货物逐细查验，不得仅以征收税课了事”。[]北京城内的鸦片交易也颇为复杂，年夏天，巡视西城给事中便在北京西城抓获三名烟贩。[]在宣武门外拿获售卖鸦片烟之王二，供认买土卖烟属实，其房内的骰子及账簿在听闻风声后已被烧毁；又于魏染胡同富顺客店内拿获卖鸦片烟之焦四，其屋内搜出骰子骨牌各赌具；于粤东会馆内拿获卖鸦片烟之萧升。“于该处起获烟袋铜锅及熬土食烟器具各数十件”，各犯均为买土卖烟，“各犯所卖鸦片土，或称贩自天津海船，或称卖于广货担上，切实究诘，皆不肯供出姓名”。我们已经注意到，到了年，清朝的禁烟举措仍然没有成效，无法迫使吸食鸦片者说出供货商。在这个案件中，我们也发现官方未能从小鸦片贩子那里得到大鸦片贩子的信息。下面是太监张进富在回答内务府审讯时的话，从中可以看到为了避免被官府发现，吸烟者可谓大费周折：从前所用鸦片烟，系零星买自民褚大之手，后闻天津，经秦宝托素识之杨魁元，向张二等用价钱二百四十吊，买得烟土一百六十两，杨魁元得钱三吊八百文，事毕回至朝阳门，当被弋获各等供。[]在这个特定的案子中，我们可以从严密的审讯结果和案犯的坦白招供中发现如下线索：从吸食鸦片者到中间人B、到中间人C、再到鸦片贩子。但是这一案件中的鸦片贩子也不过是小商小贩，正如我们从在北京抓获的三个烟贩身上所看到的那样，案件的审理也就到这些小的中间人为止，没有进一步涉及大烟贩。要将大烟贩一网打尽，需要地方官府的通力合作——警察署、捕役和巡逻。而当这些巡逻的衙役也卷进了敲诈勒索和贩卖鸦片的勾当时（例如年的勒索案），即使是再威严的法律也不可能发挥效力。要透彻地分析鸦片运输，就必须要了解衙役的办案活动及其程序。在这里，我们可以援引一些《京报》中的案例来检视鸦片在北京和其他省份的泛滥情形。在北京本地的鸦片贩子可能大多是军队的逃兵，他们甚至可以用“洋枪”来对抗捕役。[]而鸦片铺子背后可能有皇亲国戚撑腰，[]牵涉其中的甚至包括饷银太少的捕役，[]或是当地百姓惹是生非，敢在夜里乱开枪。[]要将物品走私进城墙内会牵涉到很多人，因而捕役“不敢贸然干涉”；[]某个冬天一队巡逻的捕役当街执勤时，被盗匪抢去了所有的羊皮棉袄；[]当捕役收集了足够的证据并发动袭击时，打击的也不过是一些小商小贩而已。在19世纪下半叶，鸦片运输在三个层级上展开。这三个层级似乎是从冯赞勋所描述的窑口两个层级上发展而来的。三个层级是：批发鸦片的大烟贩——零售鸦片的大烟贩——当地小烟贩。批发鸦片的大烟贩从英国或当地种植者手中大量购买鸦片。裴式楷（R.E.Bredon）在年写道，这批人主要来自汕头和宁波。[]他们家财万贯，挥金如土，相比之下，那些白手起家的商人则显得资金匮乏。光绪七年（）李鸿章奏报，近有粤商何献墀等准备在香港设立洋药公司，试图将出口中国的印度鸦片统归其承买缴价；何献墀愿意在税收之外，再补缴以往偷漏银约三百万两，以获得在中国港口的专权。何献墀打算首期投资两千万两，李鸿章评论说：闻何献墀等多系殷富，久在粤省香港一带贸易，熟悉华洋商情，其他富民闻有此举，亦愿出资附股，盖买卖洋药统归公司，咸知有利无害，是以集本不难。[]李鸿章亲自派遣马道台前往印度加尔各答，同英国人里彭勋爵（LordRipon）谈判鸦片专售事宜。[*]李鸿章的计划是联合中国的垄断力量，逐渐减少鸦片进口，最终在二三十年后，完全停止进口。[]在各大城市都有定期的鸦片集市，虽说这种交易是颇为例外的情况，但是成交量仍高达五十万两白银甚至更多。[]批发鸦片的大烟贩影响着各省的鸦片贸易。年浙江巡抚发现，虽然浙江省内有大面积的鸦片种植，却没有跨过省界销售到其他省份去，因为“没有大商人来做跨省的鸦片生意”。[]仅镇江的沙逊洋行买办宋彩一人，在年出售的鸦片就价值一百五十万两。[]可以猜测，当时的衙役是不敢招惹这些人的，甚至连县官都要让其三分。零售的大烟贩大多是在早期窑口起家，他们经营着“土店”，参加当地的“土帮”。[]他们也提炼鸦片，通过煮沸除去杂质，可用于吸食。这一过程工艺简单，我们需要对提炼后的产量和价格有所了解——可以从赫德的笔下得到相关的信息，赫德摘录了关于天津提炼鸦片的价目，例如一百斤的马尔瓦鸦片提炼之后为七十斤，价格则从五百零六两白银涨到五百六十七两；而一百斤的土鸦片只能提炼出五十至六十斤，价格从二百八十五两上涨至三百零四两至三百六十四两不等。[]熬制烟土的过程不可能是秘密进行的，熬烟时秽气逼人，过者掩鼻（鸦片战争之前清政府便严禁提炼鸦片）；而且烟土不能即食，必待熬汁而后成烟，土系干物，随处可藏，烟似糖浆，携带不便。[]由此可见，零售烟贩必然和官府相互串通勾结。这些零售大烟贩可能会向有钱人家提供家用的鸦片，但他们的主要客户还是两类地方烟贩：鸦片馆馆主以及游走的散贩。这些鸦片贩子主要进行现金交易，购买者往往就地吸食。直到晚清，城市中的鸦片馆都不在少数：有人观察到天津约有一百七十家鸦片馆；[]有人推测杭州有一千多家；[]在甘肃兰州，“一条街上五家鸦片馆，每隔五十步就有一个鸦片铺子”；[]在重庆，有一千二百三十家各类鸦片铺。[]人口数和烟馆数的比例反映出两个现象：一是每个烟馆可以容纳的客人数量有限，二是一些大城镇的鸦片馆中会有很多来自外乡的游客。有人估计烟台有一百三十二家烟馆，其人口为三万二千五百，而温州则有一千一百三十家烟馆，其人口为八万。[]有的时候，一个城市还要屈服于改革的热潮。根据林乐知（YoungJ.Allen）的估计，在年丁日昌的禁烟改革中，苏州有三千七百家烟馆倒闭。但是，正如郭嵩焘所言，城市里的禁烟运动根本不会对乡村构成影响，在中国乡村，鸦片交易一如往常地进行着。[]在交通干线的沿线，总会有烟亭或是烟铺，随处都可以购买到鸦片；一项对茶叶出口路线的研究表明，在这些线路的沿途，烟草和鸦片也是随处可得。[]在劳累工作三个小时之后，苦力们通常会停下来稍事休息一小时并吸食鸦片。[]他们如果知道下一阶段可能没有时间停下来吸烟，就会买些鸦片随身携带。他们携带的可能是鸦片球或是鸦片块，可以弄碎了嚼食；[]或是将一些可吸食的鸦片汁放在小瓶子中，将小瓶子别在腰间，用手指蘸着舔食；[]更有甚者，将西方人制成的用于戒除烟瘾的浓缩药片拿来食用。汕头的威廉·高德（WilliamGould）医生非常惊讶地发现，他店中的五万片吗啡药片瞬间销售一空。[]免税的吗啡片——因为常常由中国的基督徒售卖，所以又被称为“耶稣鸦片”——成为晚清一项重要的进口货物。[]游走的散贩同样活跃在每年的集市和庙会上，在节日到来之前，他们会在寺庙附近搭建起烟亭，将鸦片兜售给从乡下赶来欢度节日的人群。[]这可是一个拓展市场的好办法，那些在节日喜气洋洋的氛围下怀揣现金（可能一年也就这一次）的人，可能就会因此沾染上一辈子的烟瘾。经济作用至少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鸦片便在中国的经济活动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其主要经济功能表现在以下三大领域：作为现钱的替代物，帮助地方官员完成税额指标，以及地方自建项目的资金来源。在鸦片战争之后，英美商人看到了鸦片作为中国内地贸易交换中介物的强大功能。由于他们当时的活动被限制在通商口岸，他们便派买办带上大量鸦片前往内地，以便换得内地的茶叶和苏州的生丝。[]年怡和洋行的买办阿熙“带到乡下的财物数目……包括鸦片和硬币，共计四十四万零六十五元”。[]类似地，到了年代早期，在因太平天国起义而引发的上海财政危机中，正是那些囤积了大量鸦片的西方公司，成功打开了中国的茶叶市场。[]那些非买办的中国人也很快看到了鸦片作为现钱替代物的优势，其中之一便是轻便易携带。我们发现，在晚清大量的凶杀案中，常常是船夫和挑夫根据游客行李的重量猜测其中肯定有银两，随即将其杀害。[]尽管单位重量的鸦片比银两要廉价一些，但是与同等价值的铜钱相比要轻很多，而且鸦片的体积和重量的比例显然可以迷惑挑夫。正因为如此，在香港的小零售店主便开始使用鸦片向内地转移钱财；[]在中国西部，鸦片可以广泛地充当货币；即使是上京赶考的学子，也将鸦片随身携带来支付旅途中的开销；[]也有其他人将鸦片作为短期投资的对象来增加收入。因此，在经济最底层的苦力们拉驳船逆长江而上，往往也是满载着四川的鸦片，徒步翻过千山万水，到湖北去倒卖给鸦片贩子（有时也是受人委托）。[]在稍复杂的财政层面，如年即将走马上任的四川县官吴树衡，户部大臣让他带三万两白银到湖北，吴树衡用这笔钱买了鸦片，希望到了湖北之后转手卖掉能盈利不少。但是到了湖北之后，他发现他的一百六十八担鸦片只能卖掉三十七担，便委托湖北巡抚帮他将剩余的鸦片运到汉口出售。[]对于无法完成税收额度的县官来说，鸦片收入真是大有裨益。特别是在19世纪中期太平天国运动之后，县官们的处境也变得非常艰难。当时的农业生产暴跌，而税收配额却丝毫没有减免。如果他们想要从传统农业领域榨取更多税收的话，县官们很有可能引发当地严重的骚乱，继而丢掉自己的乌纱帽。左宗棠曾上奏说，年有三个县官和一个副手从当地的罂粟种植者手中收取钱财，而没有将其罂粟地锄毁；[]又有一位御使发现山西的情况更糟，全省只有两个县在禁止鸦片种植上有所作为，而其他地方官商勾结，从鸦片中谋取暴利。[]有些地方官员收受当地百姓的贿赂，“未经授权征收鸦片税”。[]例如，有一位县官刚刚走马上任，当地农民和乡绅便拜访了他，并赠予他一大笔钱（没有说具体的数据）；几个月之后，他又收到了一千一百六十三两白银和价值三千两白银的鸦片。县官可以从鸦片的收入中获得一定比例，这似乎已经成了一种协议。[]再如，某地方军官收受贿赂，对当地二千五百亩鸦片地瞒而不报。[]正如山西巡抚鲍源深所分析的那样，麻烦的是鸦片已经成为一项“惯例”。地方官员既需要财政收入，也不愿意因打击“这项当今最主要的税收来源”而惹怒百姓。[]（无独有偶，郭嵩焘曾嘲笑鲍源深无力镇压地方暴动，使得鲍源深成了京城官员的笑柄。根据郭嵩焘的说法，百姓一听说鲍源深派的监察来了，就只是拔掉路边的罂粟来做做样子而已；不仅如此，他们也完全不理会禁止种植鸦片的禁令。[]）在江南地区，总督沈葆桢对于鲍源深的说法深有同感：尽管沈葆桢一如既往地坚持罢免江南地区吸食鸦片的官吏，[]但这种曾经被视为致命毒药的鸦片，现在却被当成了日常的茶米。[]在某些地区，鸦片税的做法相当公开，宁夏的情况便是一例。年，当地居民便把最好的土地用来种植鸦片，因为他们认为若不这么做就无法缴足税款；当地行政官员还拒绝向陕西运送救灾用的粮食，因为在宁夏有一半的土地都种植了鸦片，他们也没有余粮了。[]在传统的赋税制度和赋税体系下，对于当地种植的鸦片课税、默许地方种植鸦片，或是收取贿赂之后准许鸦片种植的现象都有发生。而与之相反的是厘金，这是因新的目的、以新的方式征收的新的赋税。在鸦片战争之前，朝廷中便有大臣建议对鸦片课税。一名监察使建议对每担进口鸦片征收四十两白银的税，这一主张在3年付诸实施。[]6年，上海道台开始对每担鸦片征收十二两白银的税，7年宁波也有同样的标准课税。8年签订的中英条约中规定了进口鸦片每箱收取三十两的鸦片税，而且只能由进口商在港口售卖，若要进入内地售卖，则只能由中国人将其作为中国的财产运往内地。[]在内地运输过程中的课税对于中英政府来说都是相当困难的事情，在有关进口税的谈判过程中，鸦片税一直是单独讨论的问题——英国人提出7.5%的征税比例，而中国人要求12.5%，最终以10%的方案通过，但却从未执行。[]在《中英烟台条约》的草案中，各省政府可以自行规定厘金比例，并从中国商人那里收取厘金，因此，鸦片获得了“不同于其他进口货物”的地位。关于这一问题的争论持续到19世纪七八十年代。左宗棠提出建立统一的征税标准，以每担一百二十两白银为准；李鸿章则建议每担征收六十两至九十两白银；威妥玛建议将进口税提高到四十五两白银，而厘金则定在四十两左右的标准。5年最终批准的标准是征收每担三十两白银的税款以及八十两白银的厘金，除此之外，鸦片销往内地不再征收额外的税款。[]当时，每年进口的鸦片约有五万箱，因而清政府可以征收五百五十万两白银的税款。年，在写给戒烟协会秘书长的信件中，李鸿章写道：“在鸦片问题的争论上，中英两国政府永远无法达成共识。中国总是站在道德制高点上看待鸦片问题，而英国则是基于利益的出发点。”[]但是在晚清实际的经济运行中，鸦片所扮演的税收角色相当复杂，使得控制鸦片变得相当困难。我们可以在几个大臣那里看到一些态度上的变化：张之洞在年雄辩地呼吁在山西禁止所有鸦片；年他整顿了湖北的鸦片征税；9年他提高了鸦片税额；4年他开始讨论用湖北征收的鸦片税款来购买外国武器的问题。[]光绪初年，左宗棠也曾经在甘肃和陕西严厉打击鸦片吸食者；到了年他开始讨论提高当地的鸦片税来打击吸食鸦片的行为。[]曾国荃在山西一直严厉地打击鸦片，而年他到江南任职后，便开始讨论如何利用鸦片税收来解救上海的燃眉之急。[]李鸿章的奏折中有着最为丰富的资料。在2年至9年间，我们发现有用鸦片税收来弥补其他商品税赤字的现象——天津用鸦片税来补贴直隶的防御，补贴北京的城防工事等；青岛用鸦片税来补贴新的巡逻船，补贴“镇海”号巡洋舰的煤炭供应，支付编练新军的外国借款利息，等等。[]毫无疑问，当时的大部分岁入都来自各通商口岸的进口税收，但是在一些情况下厘金也相当重要，一位监察使坚持认为几乎所有地方厘金收入都来自国内的鸦片贸易。[]《京报》中有不少关于厘金的例子，既有关于国内鸦片生产的，也有关于外国鸦片运输的，为我们展示了一些“自强”运动以及现代化产业与鸦片收入之间的紧密联系。7年广东总督上奏说，广东机器制造局正在建造十六艘炮舰，至今已经花费了九万六千八百六十两白银，再加上每月四千一百四十八两白银的工资以及各项杂项开支，这些费用全部来自鸦片厘金的收入。[]年建造炮舰工程仍在继续，每年要从鸦片厘金中抽取十一万两（鸦片厘金的总收入为二十三万两，其中十二万两上交朝廷作为“供奉”）。[]年，台湾巡抚刘铭传得到批准，将高雄和淡水两地的鸦片厘金用于海军和其他军事开销。[]同年，四川机器局从鸦片厘金中抽取了六万七千七百七十一两白银，用于制造机器、枪支、弹药和雷管等。[]鸦片成了厘金收入的主要来源，那么无论鸦片交易形式或执法程序发生什么变化，都会对财政产生广泛影响。年发生在河南的案例便说明了这一点。这一年河南巡抚奏报，几乎所有批发的大烟贩都集中于河南禹州，自太平天国之后，禹州便没有设置厘卡；在河南陕州、河内县和清化镇，鸦片商贩曾是主要的征税对象，现因生意清淡而几近破产，而禹州则出现了“几十个新工厂”。鸦片是厘金的主要组成来源，起初大多数厘金来自陕西和甘肃。左宗棠在中国西北的禁烟运动打击了传统的鸦片贸易形式，四川的鸦片开始流入河南，为了增收这一新的财政收入而设立了新的厘卡。其中邓州是湖广和河南船运的要塞，[]经过批准，当地巡抚设立了新的厘卡和小站点来“检查鸦片税收凭证”，禁止商人“采用迂回路线”来逃税。[]户部肯定是研究了这些地方的奏折，并于年开始制定一个固定厘金计划，试图将国内生产鸦片的厘金收入标准化，规定为每担收取四十五两白银的厘金——国外进口鸦片的厘金已经在5年的条约中规定为八十两白银。鸦片税的上涨引发了强烈的不满，就如同灾荒之年的横征暴敛会激起农民的暴动一样。高额厘金的消息一传来，一伙暴民便在军人的带领下袭击了山西垣曲的县府衙门。[]两年之后，在宁波附近的象山，两个种植鸦片的农民和一个鸦片贩子纠集了一伙赶集的人袭击了县衙门，摧毁了三个导致鸦片涨价的新厘卡。[]（肇事者可能认为，这些鸦片厘卡导致了贪污搜刮——不仅如此，至少其中一个腐败的厘卡是由候任知县掌管的，这说明厘卡已经成了新的肥缺，被用来缓解官僚体系中的失业压力。）[]鸦片厘金的流失严重，清政府对此也越来越束手无策。到了1年，清政府开始建立官方收费体系取代厘金制度，由中央政府直接收取鸦片税。[]6年，大清皇家海关获得了两千万两白银，偿还了百分之八十的外国贷款，他们开始与赫德接洽。户部在5月16日询问赫德是否愿意接手中国内地土鸦片税的征收工作，[]6月中旬他们再一次提出了这一意愿。赫德自4年以来便渴望得到这项工作，[]在写给金登干的信中，他说道：户部再次问我是否愿意接管“土鸦片”，我同意了；但是这并非易事，这会将我的工作拓展到整个中国，可能会引起官员和百姓的不满。要高效监管土鸦片，可能还需要花费数年的工夫。正如我之前所说——如果我还能工作二十年，或者最好我能够再年轻二十岁，我也许会渴望雄心勃勃地去做一件真正有益的大事：至今我已经做到了保证海关正常运作，并且尽可能扩大其关税基础，从而保障其稳定——而现在我可能为其添砖加瓦，不过“大事业”就要交给其他人了。[]赫德从鸦片税备忘录入手开展工作，但是从赫德在6月24日的信件来看，户部大臣“并不满意”。[]7年7月4日，在户部起草了自己的计划之后，赫德再次表达了失望之情：户部盗取了我的主动权，并没有将“土鸦片”的管理权交给我，而是带领各省自行处理鸦片税收问题：命令各省立即对每年三十三万箱鸦片征收二千万两白银的税收——我已经承诺过三十年之内完成这一目标！我的计划泡汤了，但是他们的试验也必将失败。[]直到6年，在中英双方达成10%的抑制率之前，清政府都没能建立起令人满意的体系。从上面的讨论我们可以看出，清政府一直在想方设法铲除烟患，却面临着一系列难以应付的既得利益者。鸦片种植对中国农业、农民和市民的士气都带来了深重的灾难，这一点我们已经熟知了；但是我们仍然应该重视这样的假设——罪犯、穷苦农民、苦力、商人和官员等既得利益者可能会极力抵制政府铲除鸦片，因为国内经济停滞的情况下，鸦片为他们提供了流动资本和新的财政收入来源。只有当道德上的愤怒超过了这些特殊利益时，铲除鸦片的运动才可能取得真正胜利。这种道德上的愤怒，是强硬派大臣锡良[]不惜动用武力对鸦片种植者进行打击；这种道德上的愤怒，是英国人在失去对中国鸦片市场的主导权之后，开始寻求新的互惠的对华投资，从而为印度开辟财源。[]6年至5年间禁烟运动的巨大成功，加强了中国新兴的民族主义力量，也重塑了社会信念，[]而5年至5年间鸦片的再度泛滥则反映了这种民族主义和社会信念的不成熟。[]在xx党执政期间，中国社会也同样经历了这样的曲折道路，但最终成功铲除了鸦片问题。[]因此，这些事件都告诉我们，铲除鸦片烟瘾的心理因素比生理因素更加重要。注释[1]特别感谢谢正光（AndrewHsieh）教授为我提供参考文献和翻译；感谢陈富美教授和爱华德（RandleEdwards）教授提供了至关重要的法律参考和修正我初稿当中的几处错误；感谢费正清（JohnFairbank）教授提出的宝贵意见；感谢科克伦（JanisCochran）为我打印手稿。同样感谢那些与我探讨本文和提供参考资料的学者，他们是：LeonardAdams、CharlesBoxer、EdwardBrecher、RosserBrockman、张德昌、ShermanCochran、HerbertKleber、饶宗颐、SueNaquin、JonathanOcko、佐伯富、JackWills。[2]最有意义的研究成果包括：马士（HoseaBallouMorse）《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TheInternationalRelationsoftheChineseEmpire）第三卷“ShanghaiandLondon，0-8年”；费正清（JohnKingFairbank）《中国沿海的贸易和外交：条约港口的开放，—4》（TradeandDiplomacyontheChinaCoast:TheOpeningoftheTreatyPorts,-4Cambridge:HarvardUniversityPress，3；郑钦仁《鸦片与中英关系》（OpiumandAnglo-ChineseRelations）,《中国社会及政治学报》（TheChineseSocialandPoliticalScienceReview）19:-；于恩德《中国禁烟法令变迁史》，上海：中华书局，4年；张馨保《林钦差与鸦片战争》（CommissionerLinandtheOpiumWar）,Cambridge:HarvardUniversityPress,4年；查尔斯·斯泰尔（CharlesStelle）《鸦片战争中的中美贸易：年前》（AmericanTradeinOpiumtoChina,Priorto），《太平洋历史评论》（PacificHistoricalReview），9（0）：—；以及查尔斯·斯泰尔的另一篇论文《鸦片战争中的中美贸易，—》，同上，10（1）：57—74；欧文（DavidEdwardOwen）《英国在印度和中国的鸦片政策》（BritishOpiumPolicyinChinaandIndia），NewHaven:YaleUniversityPress,4；葛林博（MichaelGreenberg）《0—年英国的贸易和中国的开放》（BritishTradeandtheOpeningofChina,0-），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以及文献资料《鸦片战争》，六卷本，上海，4年，此后注释为“《鸦片战争》”。[3]张璐《本经逢原》，见《张氏遗书》（前言中指明著作年代为9年），3：11—12；艾约瑟（JosephEdkins）《鸦片史，或中国的罂粟》（Opium:HistoricalNote,orthePoppyinChina），大清皇家海关，China,第二卷，特刊13号，上海：8年。至于鸦片用来退烧，特别是生活在潮湿地区的人们或船夫的退烧药，参见英国皇家鸦片委员会（BritishGovernment’sRoyalCommissiononOpium）的TheMinutesofEvidenceandtheFinalReport,London,4-5，此后注释为“皇家鸦片委员会”，1：，no。[4]18世纪早期的大多数史料都提到了鸦片的春药功效。见蓝鼎元：《鹿洲初集》，年；黄叔璥《台海使槎录》，台北：台湾文献总刊，7年。梁恭辰在《北东园笔录》中引用了一位清朝中期的妓女更加生动的描述，见梁恭辰《北东园笔录》，载于《笔记小说大观》，台北：新兴书局，第3卷，2：21b。同样也有将鸦片与海洛因对比的文字：鸦片和海洛因最初都可以延长男性勃起的时间和推迟射精，但是如果吸食成瘾，则药效会大大降低。参见皇家鸦片委员会，1：，据记载，悉尼警察局对澳大利亚妓女做了一项调查，她们与吸食鸦片的中国嫖客性交后的证词说明了鸦片的春药功效。[5]王吉民、伍连德《中国医史》（HistoryofChineseMedicine：BeingaChronicleofMedicalHappeningsinChinafromAncientTimestothePresentPeriod），天津：天津出版社，2年）中提到了这次霍乱流行的情况。关于这场霍乱的程度，见《清史》，“国防研究院”主编，台北：1年，1：。[6]关于在经济繁荣时期吸食鸦片的情况，参见艾兹赫德（SamAdshead）发表于《东南亚研究期刊》（JournalofSoutheastAsianHistory）上的文章“TheOpiumTradeinSzechwan,-1”，第二期，（6）：93—99，介绍了四川吸食鸦片的情况。[7]关于宦官丧权及其内心不满的情绪，见张德昌发表于《亚洲研究杂志》（JournalofAsianStudies）上面的文章“TheEconomicRoleoftheImperialHousehold（Nei-wu-fu）intheCh’ingDynasty”,31（2）：—。在雍正帝执政之后，满族宗亲的权力消失殆尽。[8]士兵吸食鸦片以逃避危险战事的解释由HerbertKleber博士提供。[9]茅盾的《子夜》（北京：外文出版社，7年）对此有精彩的描述，夏尔勒·德·贡斯当（CharlesdeConstant）猜测18世纪末的女人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而吸食鸦片。见路易·德尔米尼（LouisDermigny）《时代的中国：广州十三行法兰西商馆商人夏尔勒·德·贡斯当的中国经历》（LesMemoiresdeCharlesdeConstantsur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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