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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肇源于19世纪美国的“门罗主义”，在近代的跨国传播之中基本上被用于“超国家”的区域空间乃至全球空间，然而在近代中国却被广泛转用于“次国家”的省域，生长出了在全球范围内都具有独特性的“省域门罗主义”话语。在日本“亚洲主义”盛行的舆论环境下，清末的旅日中国精英为“门罗主义”找到了一个具有感染力的句式：“××是××人的××”，后者成为“门罗主义”在近代中国得以被运用到超国家、国家和省域各个层面的“中介环节”，进而催生出一种反满的“省域门罗主义”话语。在辛亥革命后碎片化的政治格局中，“门罗主义”又成为地方实力派对抗中央与外省势力的话语工具，并在“联省自治”运动中发挥了一定的影响力。但随着20世纪20年代国民革命的启动，“门罗主义”日益沦为一个负面的词汇，与军阀割据、封闭自守等负面含义关联在一起，成为中国的国家建设需要克服的障碍。源于美国的“门罗主义”符号跨越大洋，经过不断重新解释，最终深度参与了近代中国的国家建设与宪制变革进程。
关键词：省域门罗主义；亚洲主义；联省自治；国家建设
作者：章永乐，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北京）。
本文载于《学术月刊》年第7期。
目录
一、跨越太平洋的遭遇
二、发酵：“门罗主义”话语的三个空间层面
三、从波峰到波谷：辛亥革命之后的“省域门罗主义”
四、余论
年1月1日，时任湖南省省长赵恒惕正式公布《湖南省宪法》。其第四十八条规定：“依本法规定之本省公民，年满三十五岁以上，在湖南继续住居满五年以上者，得被选为省长”；第八十九条规定：“省内治安，省民共保之；省外军队，非经省议会议决及省政府允许，永远不得驻扎或通过本省境内”。这两个条款是对当时湖南舆论界的“湘人治湘”口号的回应，在当时还对应着一个响亮的名称，叫作“湖南门罗主义”。湖南《大公报》主笔龙兼公在年9月5日的《湖南们罗主义》一文中，正式提出这一名称，主张夹在北京政府与护法军政府之间的湖南省，应该拒绝外省势力干预，同时也不干预外省事务，实行湖南民众的自治，一时应者如云。不过，在当时的“联省自治”运动中，湖南还不是最早颁布“省宪”的省份。年9月浙江省颁布“省宪”，其第五十四条规定“本省选民年满三十五岁者，得被选为省长，如为现职军人时须解除军职方得就任”。而这部省宪背后“浙人治浙”的口号，早在年的时候，就早已经有一个别名，叫作“浙江门罗主义”。
在近代宪法史研究领域，20世纪20年代早期的“联省自治”运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不过，迄今为止，还没有宪法史研究系统探讨这场运动的关键符号“门罗主义”的来源和演变史。“门罗主义”源自年美国总统詹姆斯·门罗（JamesMonroe）针对欧洲“神圣同盟”干涉美洲革命图谋而发表的国情咨文，其最初的版本包含了三个核心原则，第一原则反对欧洲列强在美洲建立新的殖民地；第二原则反对欧洲列强对已独立的美洲国家的干涉；第三原则声明美国不干涉欧洲国家的事务，经常被称为孤立主义（isolationism）原则。在过去近两个世纪里，美国的“门罗主义”的解释经历了极大的变化：从年门罗总统侧重于区域防守和排斥外部干涉的政策，变成年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Roosevelt）肯定美国在美洲扮演“国际警察”角色的区域霸权原则，然后又在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Wilson）总统的手中，变成一个没有空间限制的，适用于全球各地的政治原则。“门罗主义”如何从西半球传播到中国，本身是一个非常值得探讨的问题。但更重要的问题是，“门罗主义”在中国何以与各省精英谋求自主性的诉求结合在一起？这种话语后来又如何淡出历史舞台？
近代中国在省域层面的“门罗主义”话语（下文简称“省域门罗主义”话语），放在全球的范围内都具有很强的独特性。近代日本模仿美国的“门罗主义”，于是有了“东亚门罗主义”“亚洲门罗主义”乃至“大东亚共荣圈”；德国模仿美国的“门罗主义”，于是就有了关于“大空间（Gro?raum）”“生存空间（Lebensraum）”的种种探讨，卡尔·施米特（CarlSchmitt）以“大空间”概念来改造以主权国家为基础的国际法的尝试，在日本国际法学界激发了关于“广域国际法”的种种探讨；意大利模仿美国的“门罗主义”，产生了“巴尔干门罗主义”，甚至印度和澳大利亚都分别在南亚-印度洋和南太平洋主张自身的“门罗主义”。在大部分例子中，“门罗主义”都指向一个“超国家”的空间——区域或全球，其主张者试图在这一空间内建立自身的主导地位，它所引发的法律问题，主要也是国际法问题。与这些案例比较，“门罗主义”进入近代中国后，很少激发中国政治精英谋求“超国家”的区域霸权的政治想象，却明显地嵌入了“次国家”的省域地方实力派谋求自主性的空间政治实践，因而对国内宪制的演变产生了一定影响。
源于“超国家”政治空间斗争的“门罗主义”话语，何以被挪用到“次国家”的政治空间之中？事实上，世界历史上不乏同一个关键词被“超国家”与“次国家”政治同时征用的现象，比如“balanceofpower”这一术语，在国家间层面通常被称为“均势”或“势力均衡”，而在“次国家”层面，则通常被作为separationofpowers（权力分立）的附属现象，即权力的制衡。不过，balanceofpower本身指向的就是一个比较抽象的力学原理，它被用于不同的空间层面，并不需要太多的转换。但“门罗主义”起源于一个具有极强历史性的外交政策，它只有在经历过进一步的抽象之后，才有可能被适用于另一个不同的空间层面。那么，“门罗主义”究竟是如何被“抽象化”并移植到不同的空间层面的？这种“抽象化”与移植，又带来了何种结果？
本文试图探究上文提出的这一系列问题。迄今为止，对“门罗主义”在近代中国传播历程最具奠基性的研究出自郭双林教授，他的研究已经指出，晚清反满主义者策动各省脱离清廷自立的口号“中国人之中国”或“广东人之广东”都与美国的“门罗主义”有关。这为我们探讨“门罗主义”如何被挪用于“次国家”的政治空间，提供了极佳的历史线索。但郭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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