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城：既然是实用的世俗文化系统，当然就有能力融合外来文化，变化自身，自身变化。
有意思的是，这种不断变化，到头来却令人觉得是保持不变的。我想造成误会的是中国从秦始皇“书同文”以后的方块象形字几乎没有变。汉代的木简，我们今天读来没有困难，难免让人恍惚。不识字的中国老百姓也晓得“敬惜字纸”，以前有字的纸是要集中在一起烧掉的，类似一种仪式，字，是有神性的。记得听张光直先生说中国文字的发生是为通人神，是纵向的，西方文字是为传播，是横向的。我想中国诗发生成熟得那样早，而且诗的地位最高，与中国字的通神作用有关吧。这样地对待文字，文字焉敢随便变化？我们可以注意一下词，词的变化和新词很多。大体说来，翻译佛经产生了很多新词，像“佛”、“菩萨”、“罗汉”、“金刚”、“波罗蜜”等等。第二次是元杂剧，为了记录游牧民族带来的叠音，像“呼啦啦”、“滑溜溜”等等……第三次仍然是为了适应外来文明，也就是近代。科学中化学名词最明显，生生造出许多化学元素的表音表义字，等于词。明末徐光启、李之藻那辈人翻译欧洲传来的数学天文知识，中国字词将将够，对付过去了。清末以后，捉襟见肘，说了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资本主义”、“反动”、“主任”、“主席”、“主观”、“传统”等等等等，都是外来语，直接从日本搬来的词形。鲁迅讲“拿来主义”，他们那个时代，正是拼命拿来的时代。我们看现在读书人的文章，外来的关键词不胜枚举，像什么“一元论”、“人道”、“人权”、“人格”、“人生观”、“反映”、“原理”、“原则”、“典型”、“肯定”、“特别”、“直觉”、“自由”、“立场”、“民族”、“自然”、“作用”、“判断”、“局限”、“系统”、“表现”、“批评”、“制约”、“宗教”、“抽象”、“政策”、“美学”、“客观”、“思想”、“背景”、“相对”、“流行”、“条件”、“现代”、“现实”、“理性”、“假设”、“进化”、“教育”、“提供”、“极端”、“意志”、“意识”、“经验”、“解决”、“概念”、“认为”、“说明”、“论文”、“调节”、“紧张”，大概有五百多个。我知道我再举下去，你们大概要疯了，而以上还只是从日文引进中文的几个例子，而且不包括直接译自西方的词，比如译自英文Engine的“引擎”，Index的“引得”，“引得”后来被取自日文的“索引”代替了。如果我们将引进的所有汉字形日文词剔除干净，一个现代的中国读书人几乎就不能写文章或说话了。窦文涛：《锵锵三人行》，这咱是“五四”专题了，咱们那天聊到了什么呢？文字、语言，你看中国这么一个文字大国，在这个文字上，到今天看来，从“五四”那个时候到现在，经历了太大的一种变化，而且我听你们说我才明白，这玩意儿跟咱们跟以前的古代文明、古代文化传统的这个割裂，包括今天的好像很多问题，就是比如说我们在文化上对咱们传统的美感，文字的那种东西，是不是都已经没有，那我们现在又是像一个空中楼阁一样的文字之国嘛。
……陈丹青：我好像觉得是在海里，被放逐了，回不来了，被放逐了，这个繁体字问题我们回头再谈，我还是想回到李春阳的论文《白话文运动的危机》，它里面提到一个呢，是其他国家没有的，就是废除文言，铁定要用白话文，在国民政府是用政府行为完成的。而解放以后年推行简体字，强行推行简体字也是由政府完成的。所以两届政府都是用国家力量，在语言问题上就是像法律那样，就是制订了什么语言可以用，什么语言不可以用。这个非常厉害。窦文涛：就本来就是我觉得语言呐，好像是个挺自然的一个现象嘛，它自己蔓延有它自己生成发展的一个规律。但是现在你看最近“两会”，你就叫说简体字、繁体字，他们说有一个最雷人的提案嘛，有一代表提出来，咱们就是像你说的咱们能不能从海上找回来。就是说我们这个简体字有问题，搞这个简体字，是吧？断裂了中华文化，甚至我看到朱大可写的一个文章。陈丹青：对，对。窦文涛：就说这个繁体字它奥妙无穷了，它里面含有很多中华民族文明的密码，比如说一个“国”字，国家的“国”字。它原来里面是个“或”字，这个就是圈起来是一个国家。但你现在把它里面变成一个玉石的“玉”字呢，就未知其可也。但大概就是这意思，这人就提提案，说我们能不能用十年时间，再把繁体字恢复回来，这个你怎么看？陈丹青：我要看下去，因为这个能够在《南方周末》能够整版来讨论，关于简、繁体字的问题，它是一个信号。这个信号实际上跟这些年的趋势是一致的，就是我们在越来越西化和现代化的过程当中，现在可能是一个时候整个翻回去想，就百年以前，“五四运动”也好，清末的种种，清末的改革开放也好，当时是为了强国，为了强国搭进去的所有代价太大了，就把我们全盘否定了中国传统文化。那这里边根子的根子就是中国的汉字和汉语。汉字和汉语你比方说繁体字这个问题，这个我是没有这个水准来谈，我看了那位麦教授说的非常准确，还有梁文道也有，意思就是说它每一个繁体字后来就是一组讯息，而每一个词组后面就是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怎么说？意义链。窦文涛：对。陈丹青：当你不懂这个繁体字，不会用这个繁体字，你其实丧失的东西比你知道的要多得多。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文本非常贫乏，非常单面，非常表面了，就是文字回旋余地没有了。许子东：我觉得这个东西应该用“双轨制”，因为白话文也好，简体字也好，它背后一个驱动力是“富国强兵”，就是我们得争世界民族之林，我们的地位。因为那个时候实在是检讨，伊藤博文为什么跟严复两个人去了，严复回来就弄成本书，伊藤博文搞成了“明治维新”。所以中国人当时是把这个文字看作我们国家弱的一个重要原因。陈丹青：那篇论文里面谈到的，就是一个“权力崇拜”、一个“民粹主义”、然后一个“历史虚无主义”、还有“文化激进主义”，种种综合加起来，破旧立新，不破不立，这个观点实际上在“五四”起来的，所以它的逻辑最后会发生文ge。许子东：在各种各样批评“五四”的声音里边最极端的就是这种，最典型的代表人物不是朱学勤是余英时。他是一个很出色的学者，他认为文ge摧毁了中国人最基本的民间的伦理次序，而这种摧毁要上溯到“五四”。……窦文涛：青年创造历史，所以历史就总是向青年，好家伙。陈丹青：所以有一个百年幼稚病在那儿，一直是幼稚的，一直是未完成的，一直是急躁的、极端的。窦文涛：来，许老师今天也像青年。许子东：“青年崇拜”它最后是一个进化论。陈丹青：对。许子东：“五四”的讲什么民主、科学，其实在中国其实到现在都没有真正扎根，很多人理解的民主啊，是为民作主，我为民作主，对吧？有可能说以民为本。主体不在民，那科学呢，很多时候是把它当做一个具体的工具，或者是变成了某种崇拜，而不是真的怀疑的科学精神。但是有一个东西，是从“五四”甚至“五四”前开始的，到今天是彻底改变的。就是中国人以前的脸是向过去的。以“三皇五帝”是最好，先人、前人是最好的。从“五四”以后开始，先跟前，前锋、先锋是向未来，脸转过来，以前是三十年河东，是循环喜欢。现在是个直线，现在崇拜什么？现代化、向前进、进步、先进。窦文涛：咱这脸儿一调就向前看了。许子东：而且，这个是一路直线型的，那既然是直线型的，当然就是新的比旧的好，年轻的比老年的好，这个永远是在未来的比今天好。窦文涛：不过现在这不检讨也有问题了嘛，所以有人也在想调脸，就咱们的这两天说，简体字、繁体字，有人就说，哎哟，就在咱这一代了，要是简体字再这么下去，再过几代可能就彻底没有了。那么能调回来了吗？调繁体字？陈丹青：那就刚才他说的非常对，就是“双轨制”，“双轨制”那篇论文里头也提到，说旧白话从宋开始，而且是基本上是铺开来在文人当中有六、七百年的历史。从明开始跟文言相安无事，不同的文体用不同的语言。窦文涛：没错。陈丹青：不同的身份，不同的文本都可以用。就“五四运动”这个新白话，最后它是把文言全部废掉，而且禁忌掉。所以它的后果是到这一代人不会念文言，所以要看注释，而现在注释文言的人，本身文言都很有问题，所以如果能不能把文言这一课补上来，把繁体字这一课补上来。许子东：让中文系学生应该学繁体字。陈丹青：然后大家相安无事，我就说英语考试，你废除是不可能的。但是在人文艺术学科，你加强汉语教育，所谓汉语教育你会点段，你会读古文，你会背先秦，你甚至能够写几句，然后你就要全部繁体字会懂。锵锵三人行“五四”思潮与文ge的起源
近代自然科学体系形成：美国传教士与近代上海的翻译出版作者：高黎平
《上海翻译》年第1期
崭露头角
在几乎由英国来华传教士一统上海翻译出版天下的19世纪40年代到60年代，初来乍到的美国传教士多半以个人身份参与其中的科技翻译。晚清最早在华开办的传教士翻译机构墨海书馆(TheLondonMissionPress)年由英国传教士麦都思(WalterHenryMedhurst，-)成立于上海。虽然该翻译馆主要译员为英国教士，出版的译著以宗教类为主，但美国传教士高第丕(TarletonPerryCrawford，-)还是以别出心裁的手法编译了《科学手册》(上海方言，年版，共15页)。
美国传教士高第丕19世纪50年代来到上海，他基于上海“土音”，发明了一种音节文字
美国长老会开办的花华圣经书房(TheChineseandAmericanHolyClassBookEstablishment)年初始创于澳门，后来发展为美华书馆，年迁址上海。之后美华书馆在上海取代了墨海书馆成为西学翻译传播中心。在该馆从事科技翻译的译者中，颇为知名的美国传教士是潘慎文(AlvinPiersonParker，-)，他和谢洪赉合作了多部科技译著包括《格物质学》(自然科学常识课本)、《代形合参》(微积分教科书)、《八线备旨》(三角教科书)。同期，高第丕夫人为美华书馆编译了《造洋饭书》(年版，共29页)，该书介绍了种西菜、西点的做法，是晚清为数不多的介绍西餐的书籍。
挑起大梁
从19世纪60年代末起，一些美国人不甘于在上海译界扮演次要角色，而是挑起在沪翻译出版机构的大粱，甚至自己创办刊物登载科技译文，这种趋势一直持续到世纪末。
年创立于上海的江南制造局翻译馆成为美国传教士进行科技翻译的主战场，在国史政史方面译著甚丰的林乐知（YoungJohnAllen）在科技方面也偶有所为，他的科技译著《格致启蒙》分化学、地理、天文、博物四卷。
林乐知和玛高温
其他在科技翻译领域值得一提的译著包括玛高温（DanielJeromeMacgowan,-）和华蘅芳合作的《金石识别》(年版)、《地学浅释》(年版)；金楷理（CarlT.Kreyer,-）的《临阵管见》《克虏伯炮说》《光学》(赵元益笔述，沙英和曹钟秀绘图，沈善蒸校对，年版)、《测候丛谈》(华蘅芳笔述)；卫理的两种农学书《农务土质论》《农学津梁》，三种科学书《取滤火油法》《照相镂版印图法》《无线电报》(范熙庸笔述)。
林乐知在受聘于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的同时，于年9月5日出版了美国人在上海的第一份中文周刊《中国教会新报》(ChineseChurchNews)，该刊为美国传教士开辟了另一个科技翻译的阵地。虽然此刊以“教会”为名，却行传播西学之实，短短三年后刊载的教会内容就减少到不足五分之一。
丁韪良和嘉约翰
同时，该报为当时在沪的其他美国传教士登载科技译文提供了便利，其中的代表人物和代表作有丁韪良（WilliamAlexanderParsonsMartin,-）的《格物入门》(从第4期连载至43期，原书由京师同文馆出版，所刊出的内容为化学部分)和嘉约翰（JohnGlasgowKerr,-）编译的《化学初阶》(连载，该书是19世纪70年代中国翻译西方化学书籍的代表作之一)及其《内科阐微书自序》。
年2月于上海正式面世、由格致汇编社主办的《格致汇编》(月刊)是一份地地道道的科普杂志，后来成为晚清知识分子了解西学的较理想的入门读物。为该刊的科技翻译撰稿的美国传教士有：玛高温、卜舫济(FrancisListerHawksPott,-)等人。卜氏的译著《地理初桄》介绍了地球的形成、地质构造、地形地貌、火山地震等。
卜舫济、狄考文和赫士
年，另一大翻译机构益智书会(TheSchoolandTextbookSeriesCommittee)成立于上海。该书会使得美国传教士在科技翻译方面有了用武之地，狄考文(CalvinWilsonMateer，-)以其较高的威望担任了数任书会下属的委员会主席。益智书会出版重要的美国传教士的科技译作有：《笔算数学》及《形学备旨》均由狄考文口译，邹立文笔述；《声学揭要》《光学揭要》《天文揭要》都为美国长老会传教士赫士(WatsonMcMillanHayes，-)口译，朱葆琛笔述。
英美传教士在华最大的翻译出版机构广学会(TheChristianLiteratureSocietyofChina)于年创办于上海，学会推举林乐知为协理，并决定将停刊五年有余的《万国公报》作为广学会的机关刊物恢复出版。包括林乐知在内的美国传教士在广学会的翻译几乎是清一色的政治类文章。值得一提的是，复刊后的《万国公报》变宗教性宣传刊物为以时事为主的综合性刊物，其专设的科学知识类为科技翻译提供了展示的平台，除刊载过林乐知本人译介的《格致源流说》《论日蚀》等科技译文外，还登载其他美国传教士在科技、医学等方面的译介文章，包括丁韪良的《彗星论》、潘慎文的《彗星略论》、嘉约翰的《皮肤诸症论》等。
内外动因
美国传教士之所以能够长盛不衰地立足于上海从事西学翻译，尤其是科技翻译，并将他们的科技翻译活动一直持续到19世纪末甚至20世纪初，有其深刻的内外动因。
得天独厚的区域人文优势
在五口通商的城市中，上海并不是第一个对外开放的城市，历史却最终选择了上海，传教士也选择了上海。上海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地处长江三角洲，几乎坐落于中国中心地带，交通四通八达，外国人在沪的经营风调雨顺，再加上上海人的包容性等方面的特点，使得上海后来居上，超过其他四口，成为吸收越来越多外国人来此传播西学的中心。
年的外滩
美国海外传教运动方兴未艾
年《望厦条约》签订后，作为美国对外扩张行动的先遣队，美国基督教会更加积极向中国发展。到年，在上海的30个传教士中，有美国人21个，英国人9个。年新教在中国的传教士仅81人，到年增加为人，其中美国传教士为人，仅次于英国的人。美国在华传教士的数目尽管屈居第二位，但其本身增加的比例十分可观。年前后，美国国内开始掀起了一波向海外宣传宗教的狂潮，为在沪美国传教士从事科技翻译活动提供源源不断的后备人才。
洋务运动持续深入
鸦片战争后由中国有识之士发起的洋务运动显然对传教事业具有正面的推动作用。发展近代工业迫在眉睫，然而，中国人当时办工业面临白手起家的现实，极需网罗人才、翻译西书，这样开设翻译馆成了当务之急。另一方面，面对传教遇到的种种困难，美国传教士感到“间接布道”的形式，即新闻、出版、译书的活动不失为上佳的策略。于是，上海成为美国传教士在沪施展科技翻译技能的热土。
杰出贡献
美国传教士在上海的科技翻译在晚清中国影响面之大，影响力之强，影响持续时间之长，足以和他国传教士比肩。他们的翻译进一步奠定了上海作为中国西学传播中心和翻译中心的基础。
成就于上海、辐射向全国
美国在沪传教士为上海科技翻译的经久不衰奠定了坚实的客观基础。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陆续担当起在沪翻译出版机构的重任，并成为中流砥柱。二是吸收了越来越多的美国传教士投身于上海科技翻译事业。三是他们的科技翻译著作不限在上海刊发，而且发行至全国各地，广为采用。中国的有识之士对他们的经典科技译著孜孜以求。
翻译与政治结合的典范
传教士在洋务运动的翻译事业中所起的作用——从被动到主动、从无意识到有意识——在晚清上海译界表现得格外明显。美国传教士客观上翻译出版了一批与洋务运动相呼应的西方自然科学书籍，为推动中国科学进步和中外科技文化交流起过作用。
中外译者合影留念。左五为狄考文
开拓创新、填补空白
美国传教士在沪的译著在数个领域开科技应用之先。比如，狄考文编译的《笔算数学》首先在中国采用阿拉伯数字、加减符号＋－、分数线上下的分子和分母。嘉约翰在沪刊登的医学译著尽管为数甚少，可它们不但为其创办的博济医局实施医疗实践提供了理论依据，而且填补了中国西医学史上的空白，对传统中医具有启示性作用，为后来的中西医结合提供了厚实的基础。
丰富翻译词汇、奠定理论基础
比如，狄考文在编译教科书的同时，进行了大量名词术语的梳理工作。他于年出版了自己编译的《中英对照术语辞典》，旨在统一科技译名翻译标准。该辞典收入多词条，其科技词汇涵盖力学、声学、热学、光学、电学、磁学、结晶学等方方面面。这大大避免了科技翻译混乱不堪的局面。狄考文明确指出：科技术语的翻译定名必须注意应简短、便于使用、界定准确。这些都对后来从事翻译理论研究的本土翻译家具有现实的借鉴意义。
促进近代中国教育改革
清末民初不论是教会学校还是官办学堂，都开设了有别于传统学堂的科学课程。在没有现成教材的情况下，翻译西方的科技著作成了编译教科书的最佳途径。这些翻译教材被新式学堂广为采纳，必然冲击常规教学的传统内容，打破传统教材一统天下的旧格局，传播近代西方先进的科技知识和人文观念。许多有志青年学生从中汲取养分，扩大视野，学会了如何放眼世界。
助推自然科学的启蒙和建立
有学者统计，从年到年的40年间，有部西方著作被译成中文出版，其中自然科学种，包括数学、物理、化学、天文、地理、动物学、植物学、医学等；应用科学种，涵盖工艺、矿务、船政等。在这些自然科学与应用科学的译著中，在沪美国传教士的科技翻译占有一席之地。在西方科学译介的启蒙和催化下，各类自然科学相继在中国出现，从而初步形成了中国近代自然科学的体系。
为了把《圣经》翻译得“信达雅”，这个传教士也是费了老劲了作者：王硕丰
本书系一部对早期汉语《圣经》进行对勘研究的专著，从汉语《圣经》中最早的三个版本——阳玛诺的《圣经直解》（）、白日昇与徐若翰的汉语《圣经》（）、贺清泰的《古新圣经》（）入手，以对勘的方法将三部手稿四福音书经文与拉丁文《圣经》内容进行字句对照，从翻译、新词等角度，探求每部手稿的翻译策略、词语创新等问题，力求还原早期汉语《圣经》史的发展脉络，并论及其对中国文化产生的影响。
《圣经》是全世界最广为流行的一本书，但为了让社会文化背景迥异的中国人更确切地理解和更自发地认同书中所讲，它的翻译和传播也算是“费了老劲了”。
汉语《圣经》在翻译的过程中，无论从文化还是新词角度，都与中国的社会文化、汉语词汇密切相关。从唐代景教入华起，汉文即已出现有关《圣经》译介的片段、著述，其中不乏翻译者创造、使用的新词语，特别是杂糅佛教词语；明清之际，大批传教士来华，《圣经》的汉译由只言片语的片段式译文过渡到完整的汉译本，在翻译过程中，人们往往采取“以儒释耶”的路线，拉近天主教义理与儒家思想的关系，以易于中国人接受。
这些译本按时间顺序来看，其中最早的、较为全面系统的有年阳玛诺的《圣经直解》（翻译了拉丁语《新约·四福音书》26.5%的内容）、年白日昇的《四史攸编耶稣基利斯督福音之合编》（将四福音书、《使徒行传》和《保罗书信》译成中文）、年贺清泰的《古新圣经》（除《雅歌》及部分先知书未译出，翻译了其余的《旧约》及全部《新约》）。
阳玛诺神父，原名埃曼努埃尔·迪亚斯，字演西。葡萄牙籍耶稣会传教士。在历史上，阳玛诺以为万历朝带来火炮图说、翻译兵书而著名，而他在传教方面活动也颇多。他“益以其精谙神学，熟习语言文字，由其论道之说与其刊行之著述，虽教外人亦甚重视之”。（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
阳玛诺最早向中国介绍了伽利略望远镜和伽利略的天文发现。他对中国历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天问略》便是证据，该书于年在北京刊印，通过问答形式，阐明月相和交食原理、节气、昼夜和太阳运动，并突出阐述了用伽利略望远镜所发现的木星的四颗卫星、月球表面、金星盈亏、太阳黑子及银河带的星体结构等。此外，阳玛诺还著有《天学举要》《舆图汇集》等著作。
阳玛诺在传教方面的著作如神哲学著作《代疑篇》《轻世金书》，教会史著作《景教流行中国碑颂正诠》等，其中篇幅最大、影响最大的是成书于年的十四卷本《圣经直解》。
《轻世金书》
年，在英王詹姆斯一世的敕令下，钦定本《圣经》（简称KJV）由四十七位《圣经》学者翻译，成功出版。为了让更多未受高等教育的平民也能知晓“神的旨意”，该版《圣经》只用八千个常用英文单字，十分容易理解。钦定版的翻译可谓信、达、雅的典范，词义准确严谨，行文更是优美典雅，不仅影响了随后的各版英文《圣经》，对英语文学也有很大影响。
特伦多大公会议讨论了有关《圣经》正典及拉丁通行本译文的权威等问题，以求更广范围的教导、培育及宣讲，《圣经》得到了应有的重视。对于《圣经》的翻译，大会指令：既不命令，也不禁止。这一改革引起了许多新书的出版，深深影响了西方天主教会的生活，也将此影响延伸到传教区。年，教宗比约五世准许中国人在礼仪时可用典雅的中文，同时也准许把《圣经》译成典雅的中文。
耶稣会认为把《圣经》翻译成中文是一件艰难且危险的工作。艰巨在于汉语繁体字多是音、形、义结合为一体的方块字，结构复杂、书写困难，再加上汉语有多个声调，对那些熟悉了简单的字母文字的西方人来说，掌握起来实在有困难。危险在于传教士们担心《圣经》及其教义会冒犯中国文化，“一旦翻译出《圣经》，会招致敌对中国经典之嫌”。因此利玛窦虽然多次被中国人要求翻译《圣经》，但都以工作忙、难度大而拒绝了。早期耶稣会史学家巴托利也称：“那里的神父们精于用中文文言写作和谈话，因为他们致力于中文的学习已长达二三十年乃至更久。但由于翻译是一项艰难、危险、非常漫长而又很难说是必要的工程，教务负责人便不允许做这项工作。”这就是为何明清之际虽有大量传教士在华，却没有留下完整的《圣经》汉译本，只选择《圣经》中宗教性较强的片段，进行摘译或编译，如阳玛诺的《圣经直解》。
阳玛诺在翻译过程中采取的增译、缺译或改译等策略，充分体现了利玛窦传教时的“合儒路线”。在尽量保留基督教义理本义的前提下，阳玛诺在词语的使用、篇章的布局、翻译的取舍等方面，结合中国文化背景，十分注意中西伦理道德思想的融汇，努力贴近中国人心理，使其书便于接受。
《圣经直解》
1.从伦理方面进行顺应性翻译，在译介中贴近儒家思想，对中国传统文化中占重要地位的思想加以渲染和强调。
在有的引题后，除注明出处外，阳玛诺额外增加了对该引题的注解、说明。如“谦德”一引题后，有这样一段论述：
谦德，傲恶，曾相争高位，谦胜傲负。谦人行善，其意恒善。谦人往下，主扶之往上。谦启圣教之门，谦人易进。谦乃天堂之梯，其阶有三：伏于高一，伏于等二，伏于下三。天堂之门狭卑，热谦如孩得进。
“谦虚”“仁”“孝”这些概念，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因此对于这类词语，阳玛诺加重笔墨，以引起读者共鸣。
2.在文体上照顾中国人心理，适时采取不同体裁。
《圣经直解》模仿《尚书》谟诰体的文体特点，全文以明末文言文写成。“兮”在中国古代典籍中，仅出现在《诗经》《楚辞》等先秦诗赋中，阳玛诺在《圣经直解》中使用该古汉语助词，是根据语境需要，模仿古教（犹太教）中圣王发表感慨式言论，因此用了先秦诗赋的句式。阳玛诺这样的写法，会让读者产生“圣王即中国古人”的错觉，以为“古教”存在于中国古代，“新教”便也应该在当下中国传播。
3.适应中国风俗，以中国文化中所有的神仙名称、角色，替换、诠释西方的神，从风俗角度贴近中国人思想。
经记恶王阿谷西亚病危，命使祷于土神。
吾辈原不知真主，迷于土神。
这两句话中，都出现“土神”一词。土神，五行神之一。《圣经直解》中多次出现该词，意思是人们在信仰天主教之前，相信别的神，如土神。西方没有“土神”，西方人信仰天主教之前也不会信“土神”，因此这种说法针对中国人而言，即是说中国人现在的信仰是不对的，应该改变祭拜对象，改信上帝。
4.从政治制度角度，在译介西方宗教、文化时，以中国本土政治制度做比拟。
如形容天堂和教会时，把“天主”比喻为“皇”，“天神”比为“大臣”，“十二宗徒”比为“明哲”，“圣人”比为“勇士”，“教皇身边者”比为“宰相”，把教会内部教徒分为“上中下之民”等。这样比喻天堂和教会的方式，向中国人展示了一幅完全类似中国社会等级阶层的画面，便于中国人理解与接受。这种在源本和译文中寻找相似点加以诠释的译法，形象直接、简易明了。
5.在概念的使用上，以中国人熟知的概念诠释基督教名词，实现语言的顺应性技巧。
在第七卷讲到“信、望、爱”时，阳氏将“爱”比作“黄金”，“爱多福厚，爱薄福薄”，“人虽饶裕，无爱为乏；虽无立锥，有爱为富”，爱“炼五金，爱炼诸德”。下文中又以“火”“太阳”比喻“信”“望”。以中国人熟悉的知识，诠释天主教义理，是阳玛诺最主要的翻译策略。如玛丽亚·提莫志克所说：“不是译文依靠原文，而是原文要依靠译文才能在一种文化中获得再生，使自己的生命得以延续。”
制造圣经：全球最大Bible印刷工厂的故事
思想的力量远远大于枪炮——清亡于传教士带来的各种新思想作者：平头阿铭
李家村言（）
年，英国以武力手段蛮横打开了清朝闭关锁国的大门，强行将朝贡体系的清朝拉入现代国家主权体系之内。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给清朝人带来了极大的震撼，林则徐一面公开造假谎报七战七捷军情来维护朝廷脸面，鼓舞民心士气，一面私下给朋友写信说，就是岳飞、韩世忠再生，也没法打赢这些洋夷。第二次鸦片战争似乎更加证明了洋夷武器的强大威力，当时最能打的僧格林沁率领的蒙古骑兵，英勇无畏视死如归地冲击英法联军阵地，结果却全军覆没，横尸沙场。逃到热河的咸丰皇帝郁闷而死，慈禧太后与恭亲王奕?联手除掉顾命八大臣之后，奕?痛定思痛，与文祥和后来的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一起，冒着身败名裂的风险勇敢地开启了自强运动。自强运动以“富国强兵”为目的。恭亲王等人认为清朝的文化传统、典章制度是优于洋夷的，只是武器不如，只需要“师夷之技”就行了，“技”成之后就可以“制夷”。言下之意就是枪炮不如人，等我学会了制造先进枪炮技术之后，就可以打你了。这里面就有了阴谋权术的意味，当时的理学领袖倭仁驳斥说，“窃闻立国之道，尚礼仪而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倭仁反对任何学习西方的行为，固执地认为儒家文明是最好的，清朝是最好的，西方列强只是蛮夷而已。从这个角度说，他是守旧的，但他对学习西方军事技术是权谋邪路的指责却是有道理的。恭亲王等人单纯地追求“富国强兵”，追求的就是强权就是真理的邪路。当然，他们当时也不敢说儒家文明不好，清朝的典章制度不好，能够承认落后，意识到要向西方学习已经很勇敢，很超前了。一直追求到年甲午战争被脱亚入欧全盘西化的“蕞尔小国”日本打败，清朝士大夫们才幡然醒悟，光学技术不行，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都得学才行，这才走上全面学习西方之路，白走了三十多年的弯路。西方的坚船利炮并没有让清朝灭亡，虽然洋人在清朝有租界、有势力范围，但理论上清朝还是一个主权完整的国家，让清朝灭亡的是西方传教士们带来的各种新思想，清朝人各自在这些新思想里寻找各自的救国之道，最终是找到革命思想和立宪思想的那些人合力推翻了清朝。西方传教士来华传教，最早可以追溯到唐朝的景教，但没什么大的影响。到明代中叶，耶稣会、方济各会和多明我会的传教士相继来华传教，其中以利玛窦等意大利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最为有名。耶稣会传教士的传教方式是走上层路线，对民间百姓没什么接触，也就没什么影响。利玛窦年从南京进北京长住，到年，北京也只有约人信奉天主教，主要是朝廷官员和知名文人。利玛窦留给中国的印迹主要有两个：一个是世界地图；一个是和徐光启一道翻译的欧几里德《几何原本》。据说利玛窦最初呈给皇帝的世界地图是按地理方位描绘的，也是欧洲用的，中国在最东边。皇帝看了不高兴，中国是世界中心，怎么会屈居边角呢？利玛窦就从中间对折开左右交换，变成中国在最中间，结果龙颜大悦。就这样流传到了现在。这个地图让学地理的人比较头疼，中国的地理学科（其实几乎都是）是西方体系，东半球、西半球、东经、西经这些，在这个地图上都是反的，麻烦。从这个地图上，也不能直观地看出大陆板块漂移的痕迹。《几何原本》共15卷，利玛窦和徐光启翻译了前6卷，几何中的点、线、面、角等术语名词由此进入汉语中，一直使用到现在。利玛窦这批传教士对中国的影响不大，对欧洲的影响大。他们写了许多赞美中国的文章、书信传回欧洲。当时绝大部分欧洲人不了解中国，了解中国的少部分人本来就受了《马可波罗游记》美化中国的影响，看了利玛窦这些人的文章书信后，更是对中国充满了幻想，认为中国是世界最文明的国度，在狂热的中国迷伏尔泰的渲染下，欧洲掀起了一股“中国热”。兴起于18世纪风靡欧洲的洛可可建筑风格中也有这股“中国热”的影响。这股“中国热”一直到年英国马戛尔尼率团出访清朝后才消除，自那以后，欧洲人眼里文明富足的中国一变而为愚昧野蛮贫穷落后的中国。传教士大量进入并影响中国人是鸦片战争以后。年美国与清朝签订《望厦条约》与法国签订《黄埔条约》，分别允许新教和天主教在通商口岸兴建“医院、教会和墓地”。随着后面一个又一个不平等条约的签订，通商口岸城市越来越多，传教士的进入的地区也越来越多，直至取消限制，任意传教。传教士的足迹不光停留在城市，还远远涉足偏僻乡村。二战时，驼峰航线上有个美国飞行员因飞机失事跳伞降落到云南一个偏远的乡村附近，被当地一个农民救起。这个飞行员做梦都没有想到的是，这个山野农民竟然能用流利的英语和他交流，问了才知道，这个农民小时候是在教会学校读书，从小就学会了英语。传教士的涉足范围和影响程度由此可见一斑。最初来华传教的教士并不多，后来为什么突然一下多起来了呢？十九世纪末期，英美神学研究里出现了一个十分吓人的观念，世界末日要到了，全人类就要毁灭了。按照基督教的说法，不信基督的人死后会下地狱，会失去灵魂（就像佛教说的永世不得超生）。传教士要拯救人的灵魂，拯救得越多越好，而清朝是人口最多而信基督教的人几乎没有，宗教热忱鼓舞着传教士们到清朝去传教，去拯救灵魂。年，卸任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接受清朝政府的聘请，担任清朝首任全权使节率团出访欧美，到达美国后，蒲安臣在营造宣称氛围时对美国公众说，清朝张开双臂迎接光辉的西方文明，热情欢迎传教士们把光芒的十字架插遍清朝的每一个山岗和乡村。这种煽情的宣传吸引了一批美国传教士来华传教。就在这一年5月，在江南制造局做翻译的美国南方卫斯理宗的监理会传教士林乐知在上海创办并主编《教会新报》（周刊）ChurchNews，年9月改名为《万国公报》，推广有关欧美各国的地理、历史、文明……并报道西方和清朝的时政新闻。戊戌变法前，该报发行量已经超过3万8千份。读者中包括光绪皇帝、日本天皇这样的君王，也包括李鸿章，张之洞这样的朝廷重臣，还包括康有为、孙中山和许多体制外读书人。该报启蒙影响了晚清至民国的几代中国知识分子，极大地推动了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甲午战争之后，有两本书风靡清朝。一本是英国人麦肯齐（Mackhenzie，当时译作马恳西）所著《泰西新史揽要》，英国浸信会传教士李提摩太和清朝学者蔡尔康合作翻译出版，全书二十四卷，叙述了19世纪西方各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历史，内容相当广泛，列国沿革、互相争战、政体演变、科技发明、著名人物、物产人口、风俗习惯等。另一本书，由林乐知主持，蔡尔康辑录的《中东战纪本末》，全书共八卷，收录部分有关中日甲午战争的奏疏、诏令、函牍、条约、布告等文件，并摘译中外报章上的战讯和述评。这两本书，直接影响了康有为，梁启超和谭嗣同对历史，对世界，对清国现状和未来的解读和思考。康有为所有的维新思想，都可以从万国公报和这两本书中找到直接的根源。年，七位英国传教士勇敢地踏上了去清朝传教的道路，施达德，章必成，司米德、杜明德，何斯德，杜明理和盖士利。他们大多出身富贵之家，有贵族、军官、医生、牧师，一个共同的特征是除了杜眀理外，其余六人都毕业于剑桥大学，因此被称为“剑桥七子”“剑桥七杰”。剑桥七子的事迹传到美国，迅速引发美国传教士的传教激情。与年相比，美国年后的传教士来华传教有个明显的不同，就是得到了洛克菲勒基金会和其他基金会的经费支持。到年，仅美国就有个新教传教士来到清朝。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传教士们在传教事业上并没有取得辉煌的成就，无论官员、士人、百姓，信教的都极少，只有传教士们身边的仆人，所在乡村的少数村民，一些社会边缘人士信教。这是因为基督教提倡的各种观念和儒家文明格格不入。比如反对异神崇拜，只能崇拜基督，皇帝、（孔）圣人和祖宗都不能崇拜，这些观念清朝人都不能，也不敢接受。体制内的官员要忠君、读书人要靠读圣贤书考科举做官发财、所有的清朝人都要认祖归宗，谁也不想不敢做数典忘祖的罪人。就这一条，绝大多数的清朝人也不会信教。何况还有许多条。但是，传教士借以传教的两种方式却取得了十分明显的成就，一是办教育，医院。其中在办教育的过程中进行的各种文化思想宣传，对儒家文明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对清朝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要传教，首先得有《圣经》，最初传教士们根据所在地的语言各自翻译，出现闽南语、客家话、福州话等多种方言版本。年，英国和美国各教会成立联合工作团队统一翻译，最初的名字叫“官话和合本”，后来中国人把“官话”改称作“国语”，这个版本的圣经也就改名作“国语和合本”。汉字的现代化就从这里开始。以前汉字是两套系统，文人的文言文，百姓的白话文。书面和官方用语是文言文，白话文是不登大雅之堂的，主要是给百姓唱戏和说评书的人使用。“国语和合本”采用了白话文，并按照英文语法对其进行了改造，加入了标点符号。年，清朝退休官员斌椿率团非正式出访欧洲，也带回了标点符号。日后新文化运动保留了这些标点符号，通行全国。不光是标点符号，一些源自于圣经翻译的词语也进入汉字，流传至今，比如“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替罪羔羊”等。思维是通过语言文字表达出来的，将少部分人使用的晦涩难懂的文言文，改变成大多数人能懂的通俗的白话文，无疑对传教士们的传教工作带来了极大的方便，也加快了这些文化思想的传播速度。除了翻译圣经，传教士们还翻译了大量的文化书籍，一方面是为教会学校提供教材，另一方面则是为清朝的官府服务。这些书籍几乎涉及自然科学和人文社科的各个方面，其中一些书籍还被日本学者拿回日本做教材或者教材参考，促进了日本的教育现代化。年传教士们还成立了“中华基督教青年会”，提供各种中英文书籍供青年们阅读，其中也有马克思主义的书籍。青年会智育部还开展了乡村建设路线，号召知识青年到乡村平民中去开启民智。最初的发起者是晏阳初先生，青年毛泽东曾经参加过晏阳初先生在长沙开展的乡村建设事业。传教士们传播的思想文化就这样一步一步地走入中国的城市、乡村，走入人心。清朝人对西方人的称呼也从洋夷——未开化的蛮夷，鄙视，到洋人——正常人，平视，到文明人——高于常人，景仰仰视的演变，洋气、洋化、洋派成为追逐的时尚。朝廷官员、学堂学生、新军士兵、工厂工人，包括中心城市周边的农民都开始学习新文化，接受新文化。社会思潮中出现保皇派、立宪派、革命派和无政府主义者、社会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这些思潮不停地冲击着清朝赖以立国的传统儒家文明。到了清朝灭亡前夕，立宪派和革命党在日本开展中国前途大辩论时，双刀使用的全是西方各种政治概念，都是西方的，没有丝毫儒家理论，主宰中国上千年的传统儒家文明彻底失去了发言权。作为传统儒家文明最后代言人的清朝由此注定了灭亡的命运。传教士在清朝灭亡，民国建立后继续医院，成绩斐然。有东方哈佛之誉的燕京大学、有远东第一大学的圣约翰大学，还有享誉东亚的齐鲁书院、辅仁大学、金陵大学等等，现在的大学里，除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外，其前身几乎都可以追溯到这些教会大学。有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医院。虽然49年后国家医院，但这笔基金至今仍然存在并在运作。中国许多地方的第一所西式学堂、医院几乎都是传教士们创办的，开启了无数人的心智，挽救了无数人的生命。历史对他们的偏见、误解，甚至侮辱正在逐步得到纠正。只学军事一心图强的清朝没有强，脱亚入欧全面学习西方文明的日本反而强了，发展到今天，反而固执地保留下来独特的东方文明特征，成为西方二战后批判西方中心论的样板。清朝没有亡于西方的坚船利炮，却亡于西方传教士带来的各种思想，恭亲王若泉下有知，不知该作何感想？西方传教士带来的不是科学，是一套话语体系
作者：龚鹏程
龚鹏程大学堂（）
中西文化有种种异同。若先不说同而说异，传不传教就是其中非常大的一种差异。
西方，包括印度，都热衷传教。犹太教、祆教、摩尼教、佛教、景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等等，都为了传教打成一团，且先后涌入我国传教。而我们儒家、道家道教，却绝无这般波澜壮阔、持续久长的对外传教史。
一、王道风化
思想当然应该传播，但思想之影响他人，我们只说风化或教化，古代甚至没有“传教”一词。
风化，是“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式的，春风风人、春雨雨人。特点一是和柔，风拂人、雨润物，非强力宣传、反覆灌输的刚性传播。近代西方传教于全世界，往往胁之以武力、啗之以财货，便多是刚性的。
特点二是示范。君子之教，不是把什么东西塞进别人脑子、用什么规矩套住别人行动，甚至要求人家“抛却自家无尽藏”，都只皈依你;只是自己显现为一种让人喜欢亲近并效法的状态，人家就逐渐移风易俗，效法他了。所以儒家并无摩西十诫和各教戒律那样的戒律跟誓词，只说“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特点三是感应与兴发。教化者和被教化者之间是感应关系，铜山西崩，洛钟东应，自然能“闻风兴起”，不需耳提面命。而兴起，兴起的是自己的生命，所以也不模仿原先让我兴发的人，更不必替他服务、替他传教。比如春风既至，百卉千丛，姿貌各异，皆因春风而皆不似春风。孔门弟子，岂非如是哉?都学孔子，可是颜回子路子贡子游子夏，各从其性，各各不同。
这种风化观或教化观，后来渐渐丧失了，因为出现了“传教”这个观念和词汇。
二、霸道传教
最早是政治力量带来了刚性传播，职掌传布教令的郡吏就称为传教。《资治通鉴》引《晋书·周莚传》，胡三省注：“传教，郡吏也;宣传教令者也。”又《世说新语.宠礼》：「桓武尝请参佐入宿，袁宏伏滔相次而至，莅名府中，复有袁参军，彦伯疑焉，令传教更质。传教曰：参军是袁、伏之袁，复何所疑?」
传教是指宣传教令的人，后世“传教士”一词正是这个意思。犹如信差，要把政令传达下去;又如扩音机，要把政令反覆且大声地宣扬出去。
这个词汇，很快就被进入中国“弘法”的佛教吸收了。
弘法，是佛教用语，中国古代无此词、也无此观念。所以中国人常以“传教”来作为弘法的同义词。唐皇甫冉《赠普门上人》诗：“惠力堪传教，禅功久伏魔。”
后来兴起的各种民间宗教，也开始四处传教。
如明朝中叶，山东即墨人罗梦鸿创立罗教，提倡「真空家乡，无生父母」。此一概念，演变出惟一的女性神「无生老母」，而为白莲教等教派所接受，宣扬无生老母将派遣弥勒佛下凡拯救世人。
其间各教，颇有竞争，传教的热情乃愈来愈被鼓舞起来。如神宗万历年间的闻香教，“蓟州人王森得妖狐异香，倡白莲教，自称闻香教主。其徒有大小传头及会主诸号，蔓延畿辅、山东、山西、河南、陕西、四川。森居滦州石佛座，徒党输金钱称朝贡，飞竹筹报机事，一日数千里。……四十二年，森复为有司所摄。越五岁，毙于狱。”王森伏诛后，他的信徒巨野徐鸿儒、武邑于弘志分别于今山东、河北起事。
万历十五年，都察院左都御史奏：“白莲教、无为教、罗教，蔓引株连，流传愈广，踪迹诡秘。北直隶、山东、河南颇众。”，万历二十五年刑部奏称：“白莲结社，遍及四方，教主传头，所在成聚。倘有招呼之首，此其归附之人。”万历四十三年，“近日妖僧流道聚众谈经，醵钱轮会。一名涅槃教，一名红封教，一名老子教。又有罗祖教、南无教、净空教、悟明教、大成无为教，皆讳白莲之名”。清昭莲《啸亭杂录·癸酉之变》：“大内太监多河门诸县人，有刘金、刘得才等，其家即素习邪教者，选入禁中，遂与茶房太监杨进忠等传教”……等等，可见一斑。
但无论他们传得如何厉害，仍只是在我国内部传，并没传出去。
唯一传出去的，是一个“老子化胡”的传说。谓老子骑青牛出函谷关以后，往西到了西域等地，教化了佛陀。有一部专讲此事。
这其实是宗教间常有的事，佛教徒古代就常说老子、孔子、颜回都是佛弟子(清净法行经云：佛遣三弟子震旦教化，儒童菩萨彼称孔丘，净光菩萨彼称颜回，摩诃迦叶彼称老子);现代也常说耶稣曾经到过印度、接受过佛陀的教导。
可是人情偏私，只喜欢说别人的教主都是我们的学生，却绝不喜欢听到谁是我们教主的老师??仅有的例外，是道家虽不太提孔子问道于老聃，儒家反而很乐意承认??以致佛教徒把《老子化胡经》恨之入骨，从梁朝闹到元朝，花了一千年，终于说动朝廷把这本书焚了(幸好现在还有劫后余生的敦煌石窟抄本)。
所以孔子曾想移民海外、老子传说曾去西域，事实上都没成功。《礼》又贵来学而无往教，是以至今我们也没什么海外传教事迹可说。汉传佛教略有一些海外道场，也只是佛教全球传播之续章，儒家道教则都不成规模，政府之宣传更不用说了。
当然，刚性传教做不好，到底是利是弊、是福是祸，很难说。王道不行，而举世滔滔，都在努力践行霸道的传教伦理，或许正是我们这个世界不可能宁靖的一大原因。
三、西方传教士带来的不是科学
佛教传进我国久而渐衰，近世之影响已远不如西方传教士。
可是我所指的影响，与一般人所说还不太一样。一般总强调传教士带来了“科学”，如天文、地理、几何、工业技术等等;我则认为不，他们最重要的是建立了一套话语系统，这才是“以夷变夏”的关键。
先说传教士带来了什么“科学”。
他们先痛贬中国天文学，如南怀仁将杨光先排挤出钦天监，担任治理历法一职后，短短数日内，即一口气写就《妄推吉凶辩》《妄占辩》《妄择辩》三书，用“科学的态度”痛批中国人以术数占断吉凶休咎之法。
这不是科学打倒了迷信，而是要传播另有一套信仰：上帝与占星术。
传播上帝福音，在西方，被认为是反科学的;但在中国，却被称为科学，而我们的信仰，则被称为“迷信”。
他们的天文学，应该是科学了吧?不，那里面多是占星术。
如耶稣会士穆尼阁译撰《天步真理》时，即在人命下卷列出十五个西方人物出生时的天宫图，并详加推演说明。南怀仁又照汤若望先前所译的《天文实用》一书，预推每年于春、夏、秋、冬四正节及四立节，以及交食等日的天象，凡说“各季所主天气、人物之变动效验，如空际天气□冷热、干湿、阴云、风雨、霜雪等项有验与否，下土有旱涝，五谷百果有收成与否，人身之血气调和、不调和，疾病多寡，用药治理以何日顺天、何日不顺天”等项，均是西洋占星术。
真正科学部分，我们很差吗?不，利玛窦发现中国人记载的星数比欧洲人记载的多四百个，星象记录也比欧洲人完整，因此他给教会的报告说：“他们计算日、月食的时间非常清楚而准确，所用方法却与我们不同。这些人从来没有和欧洲人交往过，完全由自己的经验获得和我们相似的成就，真是一件可以惊奇的事。”他又在南京考察过北极阁天文台，盛赞其仪器：“规模和设计的精美远远超过曾在欧洲所看到的和知道的任何这类东西。虽经受了近二百五十年的雨、雪和天气变化的考验，却丝毫无损于它原有的光彩”。
相反的，耶稣会传教士带来的世界图式却是托勒密、亚里士多德的封闭的地心说，认为宇宙是由许多以地球为圆心的固体水晶构成。这种错误的图式，远比我们基本正确的图式落后得多。??这就好像我们去舶来品店买东西，以为他们带来的是最新的款式，所以对自己这身打扮自惭形秽了起来，却没料到他们带来的其实是老古董。两千多年前的古董。
水晶球说，源于古希腊天文学家攸多克萨斯(元前——前)的宇宙同心球组说，认为每个球绕着固定在外的一个球层里的一根轴而转动。亚里士多德把他假想的球层变成球体，认为诸球层皆由不生不灭、完全透明、硬不可入的物质构成。
该说曾被教廷视为异端，后来神学家阿奎那将其与神学结合，教廷才钦定为教条。利玛窦《乾坤体义》卷上、阳玛诺《天问略》中介绍给中国的，就是这个荒谬的说法。
水晶球说之后，在西方天文学中产生重要影响的是托勒密(90——年)行星系说。主张地球居宇宙中心不动，日、月、行星和恒星都环绕地球运行，这即是天文学史上有名的地心说。在华传教士对托勒密学说的介绍主要见于《崇祯历书》。
《崇祯历书》还介绍了当时刚在欧洲出现不多久的第谷说。
第谷体系认为：地球是宇宙的中心，月亮、太阳和恒星在不同的层次绕着地球转，而五大星则绕着太阳转。见《崇祯历书》的《五纬历指》卷一。
直至年编《历象考成全书》时，被传教士奉为圭臬的，仍是第谷体系。该体系在中国占主流地位一百多年。
换言之，从明末至乾隆中期，传教士与中华天文历法学的斗争，所采用的，全是错误的水晶球说和托勒密、第谷体系。
而利氏所说的天球，即《元史·天文志》所指浑天象，是郭守敬在年对宋代科学家韩公廉、苏颂制作的在当时领先世界的“水运仪象台”的调整修配品。基本保留了年韩、苏所制浑仪的原制，但观测精度更高。特点是能使仪器随天球运动而转动，这一先进的作法直到5年才体现在意大利天文学家卡西尼利用时钟装置推动望远镜随天球旋转的设计中，但这是中国人发明这项技术六百年后了。
另外，郭守敬所制简仪是将先前的黄赤道转换仪的黄道部件去掉，只保留赤道部份。对于现代望远镜广泛使用的赤道装置来说，郭守敬是这种做法的先驱。欧洲到了16世纪，第谷放弃了欧洲人和阿拉伯人一贯使用的黄道坐标和黄道浑仪，采用中国人的赤道坐标，也比中国落后了三百年。
故所谓西方传教士带来了科学，只是一套话语系统。明明比我们落后，且是错的，但他自称为科学，并一再指责、嘲笑我们不科学，于是我们就变成不科学的了。
这样的例子可以不断举下去。中医、中药、物理、化学、数学、宗教、哲学、文学，什么都可以这样套，直到“用科学方法整理国故”为止，直到中国人把正确的认识或做事方法统称为“科学的”为止。??近代中国，没有科学，只有科学主义，这就是一主要原因。
四、西方传教士带来的是一套话语体系
这是总体否定我人既有的文化，谥为“不科学”。然后，他们还要替我们另造一套言说系统：
(一)汉语拼音
首先要脱离中文汉字系统，另造一套西式语言的拼音系统。
中国是个文字体系，西方是语言中心主义的，所以传教士虽然已认得汉字了，但仍然要用语言来“消化”汉字。把汉字转化成一套如他们那样的拼音系统。
利玛窦年来中国，先在广东肇庆完成《葡汉辞典》，开始用拉丁文字给汉字注音。这是后世一切汉语拼音方案的鼻祖。
他年又在北京出版《西字奇迹》，其中有四篇汉字文章加了拉丁字母的注音(《西字奇迹》原书已佚。明末《程氏墨苑》存此四篇，皆附有拉丁字母注音。《墨苑》的读者是中国人，所以这是为了让中国人熟悉西文而设的)。
金尼阁年(即利玛窦卒年)秋来华传教。6年完成《西儒耳目资》三卷。用利玛窦25字母，上加五个音调记号，来拼读一切汉字。目的，据他自述，“在使中国人能在三天内通晓西方文字体系”
注意，这与从前佛教僧人创造“守温三十六字母”那种旨在分析汉字声母韵母的办法完全不同，是要中国人进入西方语言体系的。
而我们到现在，还在传教士建立的这个语言体系中。入学，规定先学汉语拼音，之后才学汉字。没想过：古人读书，李白苏东坡王阳明，谁需要先学汉语拼音吶?
(二)传入语法学
拼音之外，开始介绍语法。马礼逊编写的《通用汉言之法》即是关于汉语语法的，时在马建忠《马氏文通》之前。
语法学，是中国古代没有的，经他们引进并强力推销于教育事业中之后，现代汉语就跟传统汉语产生了鸿沟，渐渐变成一种“欧化”的汉语。
在学科专业分类上，也分属两个专业。某年我在某高校的古代汉语专业带研究生，一位学现代汉语的学生想来考就不行，急得大哭。你就知道其间鸿沟有多严重。现代人写文言文写不好，主要也因为在现代语法环境中待久了，回不去原有的汉字语境中。
(三)创建新的词汇系统。
从前佛教传来，也造了不少新词，如眼光、缘起、手续、刹那、现在、翻译、翻案、方便、天堂、地狱、宿命、平等、悲观、觉悟、境界、唯心、实体、实际、真实、真理、真谛、信仰、因果、相对、绝对、信手拈来等等。同时还确立了汉语借词(外来词)的基本范式。
西方传教士发展此一方法并予扩大。不同处，在于佛教大多是你上面看到的，只偏向教理、教义、思想观念部分，西方传教士则“为万物命名”。
一是自名。
年罗明坚译述的《天主圣教实录》，意译了天主、宠爱、复活等，音译了“耶稣”等词;将angel译成天神，后改译为天使;将soul译成魂灵，后改译为灵魂，并自创了象形表意词“十字架”。另有上帝(利玛窦年译辑的西方格言集《交友论》已出现，直接把中国古词变成他们的专名)、基督(见卫三畏年在中国出版的《英华韵府历阶》)、西儒之类。艾儒略于3年译的《西学凡》和《职方外纪》则有原罪、采取、处置、救世主、造物主等。
二是各种通名
如利玛窦《交友论》有“人类”等语，年他编的《二十五言》有“生物”等语。
三是各种专业名。
天文地理，年利玛窦“坤舆万国全图”命名地球、南北二极、北极圈、南极圈、五大洲、赤道、经线、纬线等。利玛窦和李之藻合著的《浑盖通宪图说》命名了天体、赤道、子午规、地平规、天地仪、地球仪等。
数学，年利玛窦与徐光启出版《几何原本》的前六回的译本。造了点、线、面、平面、曲线、曲面、直角、钝角、锐角、垂线、平行线、对角线、三角形、四边形、多边形、圆、圆心、外切、几何、星期等词。年利玛窦和李之藻合译的《同文算指》，又有了平方、立方、开方、乘方、通分、约分等词。
逻辑，7年葡萄牙人傅讯际和李之藻合译的亚里士多德《名理探》出现了明确、解释、剖析、推论等词。
艾儒略《西学凡》《职方外纪》另有公法、文科、理科、法科、法学、地球、大西洋、热带等词。
其他物理化学等学科皆如此。所以后来中国专业人士都只会用这类语词，而中文只成为一般生活用语。西化程度再高些，就直接用外文，例如医生，根本不用中文开药方、写诊断书。
四是物名。
一般生活用品，如德律风(telephone)等物，也常常直接从外语语音直译。
(五)为万物命名之后，还要发展交流用语。
(5-1)在传教士观念中，人的交流是以《圣经》为中心来展开的。
传教士所用各种汉语文本中，最忠实于原著、翻译最准确的是《圣经》，因此文本最为欧化的也就是《圣经》。它对中国教徒影响亦最大。
传教士来华传教，翻译及推广《圣经》是首要任务，故近代汉语的欧化，受到《圣经》和《天路历程》等必须严格遵照原意翻译的书影响极大。它形成一种欧化的语言暴力，改变汉语原有的表述习惯，使中国教徒在接受《圣经》之汉语时接受欧化。
《圣经》早期有文言文译本。但既然要另构一套话语系统，文言就不是最好的选择(虽然文言译本已经欧化得诘屈聱牙了)。年马礼逊来华传教后，就倾向用白话来翻译。
年《圣经》的白话译本在上海出版，用南京官话译。这是按文言译本《新约》用南京官话改写的。
虽不是翻译而是改写，却已经显示出欧化的特色，改变了许多白话原有的表述形态。所以《圣经》的官话译本也就成为欧化白话文的典范。
年，出版了依《圣经》译本改写的《新约》北京官话译本。年，又出版了《旧约》的北京官话译本。以后便大量印刷发行。
年，传教士召开大会，决定在已有中文译本的基础上，分别用文言、浅近文言、北京官话再次翻译《圣经》。这次译的完整北京官话《圣经》新旧约合订本于年1月问世，被称为“和合本”。它至今还在教徒中沿用，教会年年发行。
(5-2)与传教相配合的官话运动
晚清传教士运用官话传教，所以编了许多官话教材、字典、书籍、报刊，蔚为运动。
以狄考文《官话类编》为例。他曾办学堂、编写教科书，《官话类编》一书收集了日常生活中常用的短语和句子，每课介绍一个语法点，便于学习者学习。他对汉语词类的看法与现代汉语的词类基本一致，因认为汉语缺少词形变化，故在课文中对词缀和重叠的构词法详予论述。也介绍了动补式、处置式和被动式句法。还收集了山东方言的许多词汇和句式，有语料价值。
(5-3)通过官话，再进行民众教育
艾儒略《欧逻巴总说》介绍欧洲的学制：“欧逻巴诸国，皆尚文学，国王广设学校，一国一郡有大学、中学，一邑一乡有小学。……”已经向中国引入了“大学”、“中学”和“小学”的概念。
后来官话运动与西人在中国推广欧式教育体制的关系，举一个例子来看，读者诸君就明白了。
此公即丁韪良(WilliamAlexanderParsonsMartin，字冠西，号惪三)。他是19世纪来华最著名的传教士汉学家，在中国生活了62年。他于年组了个学社，宗旨是“为了确定一个用以把宁波口语写下来的拼音系统。”这个系统就是宁波话教会罗马字，最早的宁波话学习教材《鄞邑土音》就采用这个拼音方案。
年止，宁波出版的罗马字书籍达50种以上，作者涉及22人。从出版物数量、内容、作者群计，可以说宁波的罗马字书籍是整个吴语区甚至全国的引领者。
(年初版《地理书》)
年，丁韪良到北京。从北京崇实馆校长，一直做到到京师大学堂总教习(故常被称为北京大学首任校长)，光绪赐予二品顶戴。年，他还向清廷建议制订官话罗马字的拼音方案。
其他教会、传教士在中国从事教育事业、办学堂等事，不胜枚举，就不赘述了。北京大学后来为什么会发起白话文运动，脉络亦不难理解。
六、西游梦境之后
古人曾开玩笑说：佛教没传进来以前，中国从来没下过地狱，也没任何人有前世。佛教传来，才有轮回、转生投胎、下地狱接受阎王审判等无数故事，或说是亲身经历，或有无数例证。
是的，宗教提供的，是一套对人生世界的解释，也就是一套话语。你信了这套话语，自然就会见到那样的世界。
这就像小说《西游补》所说：唐僧师徒过了火焰山之后，孙悟空去化斋，被鲭鱼精所迷，进入这个妖怪所幻造的“青青世界”。在里面往返奔走，上下探索，跌到了“万镜楼台”;又从这楼台上的镜子进入“古人世界”，再又进入“未来世界”。忽化为虞美人，忽当了阎罗王，颠来倒去。最后得到虚空主人的呼唤，才猛然醒悟了，从“青青世界”这个假天地脱身出来。
作者董说，五岁能读《圆觉经》，后来出家苏州灵岩寺为僧。本是宗教中人，所以才能觑破此中奥秘。
我以此为说，用意也很明显。一是揭明中西方传教与不传教之别，做文化形态学式的分判(如果说有点现实讽喻，那就是说我们仍应采取“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的传统办法。用刚性的传教方式，打国际舆论战、去各地设孔子学院、组织队伍“文化走出去”等等，其实皆非我们所长。古代就做不来，现在也不会做，远不如西方擅场)。
二是说明西方传教的内容。其深刻影响中国者，不在制度、技术和所谓科学，而在一套新话语系统，也就是鲭鱼精构造的梦。
三、传教士是织梦师，我们则既须要梦，也须悟空出梦。
但我不是反教人士，尤其不反天主教基督教。因为所有宗教都传教，所构之梦不同而已。而传教也不限于宗教，其源头，我不是说了吗，传教一语即出于政治。对于政治家的编织，我们同样既须要梦，也须悟空出梦。
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