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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以姚鼐《古文辞类纂》为代表的古文选本及其评点，是古文词章之学从传统书院教育向新式学堂转换的关键一环。姚选在后学者的再编、阐述、评点过程中，逐渐成为一种共享的学术资源。肩负古文传授使命的桐城后学诸人，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坚守桐城派的选本与评点之学，并将之融入新式学堂的课堂讲义之中。此类古文讲义涵盖了文体分类、文体源流、文章写作与鉴赏论等各个层面，与当时历史化叙事的文学史相比，这种本土特色的词章学讲义别具一格。尤其从文体学的角度来看，将明清以来繁琐的文体辨析、归类，回归到古文的篇章、义法、风格的文本解读，回归于“品藻义法之谈”，这正是对《文心雕龙》多维度的文体论的继承和发扬。在新旧变革历程之中，桐城派后学坚持无门派而有门径，故其词章教育超出派别之囿，在清末民初的传统词章学教育中意义深远。
关键词：西学东渐桐城后学教育词章学讲义
本文原载于《南京大学学报》年第1期
桐城派古文在有清一代影响至为深远。晚清时期，以吴汝纶（-）为中心，形成了一个古文创作、研究和教学的学人群体。光绪间，吴汝纶主讲莲池书院，一时之间，河北文士竞相学做桐城一派的文章。刘体智《异辞录》云：“吴挚翁就湘乡曾氏求学，于姚氏为私淑，讲学最久，名重东北，为桐城人物之后劲云。”[1]吴汝纶执掌莲池书院最久（-），弟子众多且各有成就，其中如姚永朴、姚永概，马其昶、高步瀛、李刚己、尚秉和等颇有声名[2]，此外尚有未列弟子籍的如“新城王树柟晋卿、通州范当世肯堂、候官严复畿道、林纾琴南四人者，皆执贽请业愿居门下，而公谢不敢当，曾公所谓不列弟子籍同时服膺者也。”[3]其子吴闿生亦是近代诗文名家。吴汝纶主管莲池书院期间增开东、西文学堂，兼习中、西学，开风气之先，因掌管莲池书院的成绩及声望，被张百熙力荐为京师大学堂总教习[4]。此后在京师大学堂乃至北京大学时期，桐城后学诸人亦占一席，除总教习吴汝纶外，如任译书局总办的严复、副总办林纾，其他先后任国文科或经文科、文科教师的如林纾、姚永概、姚永朴、马其昶、陈衍、陈遵统等[5]。诸人之间交游较多，形成一个联系紧密的圈子[6]。从传统书院到新式分科教育体系下的学堂、学校，诸人亲历了中国词章学的古今之变，承担起延续古文传授命脉的使命。齐白石《莲池书院图》从传统书院到学堂的转换中，词章教育的比重变化是一条重要线索。清代书院基本有三种类型：讲求理学、时文考课、博习经史词章。[7]书院课程与科举考试密切相关，清代科举考试中三场分别以四书文、五经文，论体文及诏、诰、表、判等公牍文体，经史时务策为范围。书院课习多以此为主，章学诚说：“自康熙中年，学者专攻制义，间有讲求经史，撰述词章之类，老师宿儒皆名之曰杂学。”[8]清中后期的书院除了课制义之类外，尚有倡导经史、词章之学的古学。所谓词章之学，主要是诗、赋、古文，间及骈文。[9]张之洞设广雅书院之初，习经、史、理学、词章四门。后变为经、史、理学、经济，规定“各门皆令兼习词章，以资著述，而便考校。”[10]冯煦提倡书院中以程端礼的《读书分年日程》为模范的读书法，认为“当读之书莫备于程氏《分年日程》”，“以一日为十四分，一分读经，三分治经，二分学书，二分治史，二分治词章，二分治举业，二分录一日读书所得，五日一作（杂文二，赋一，古今体诗三，制艺亦三，试帖如制艺之数，月六日）”，其中词章分四类：古文、四六文、赋、古今体诗。[11]词章之学在此类书院中占一定的比重。戊戌变法中书院改为兼习中西之学校，但是改制成效甚微，“其所聘中文教习，多属学究帖括之流；其所定中文功课，不过循例咿唔之事。故学生之视此学亦同赘疣，义理之学全不讲究，经史掌故未尝措心。”[12]此后清政府提倡实学，改书院为学堂，规定学堂中以四书、五经为主，历代史鉴及中外政治艺学为辅[13]。八股文改为策论并举行经济特科[14]，《经世文编》及其续编选文关系世教，迅速成为仕学模范，“经世文编，都人士莫不家置一编。”[15]如桐城陈澹然所选《文鑑》[16]，意在经世，实际是“示学人策论径途。”[17]改书院为学堂后，吴汝纶表示中学仍应讲求，认为主持者欲以“荟萃经、子、史，取精华去渣滓，勒为一书，颁发各学堂等语，皆仿日本而失之。”[18]八股文改策论后，士人求应试之法，吴汝纶称策论之学以文笔为先，依旧可以姚选为资，说：“倘熟读姚选《古文》中《国策》数十篇、苏氏策论数十篇外，益以《文献通考·小序》，似足应故。”[19]其余为浏览之学，可读报章广其识。以袁世凯《奏办山东大学堂折》（年）为例，备斋两年课程要求修习古文，内容即是作中文策论，四书义、五经义[20]，每日课程以八点钟为限，其中五点钟习西学，两点钟习中学，一点钟习体操。备斋、正斋学生，每月均做策论一篇、经义一篇。《奏定高等学堂章程》（）中文学课也仅以作文为主[21]。而专讲格致、西艺学堂自然不重词章学，西学日盛，士人日鹜于新，经史、词章之学日益式微。科举废除前后，不讲词章导致士人写作能力严重不足[22]。《新定学务纲要》鉴于日本学堂保存国粹之法以及士人公牍、文章写作的现实需求，特地强调：“学堂不得废弃中国文辞，以便读古来经籍。中国各体文辞，各有所用。”[23]从实用角度出发，不废弃古文辞，但尽可能节约时间精力，中小学堂古文辞教育只贵明通，大学堂以上渐求敷畅即可。同时规定戒袭外国无谓名词以存国文端士风，则可以看出在外来外来词汇压力重申古文辞教育的必要性。事实上中学课堂中国文课形同虚设，《广益丛报》载“现查京中各公立中学堂办实科者日以英文为事，即办文科者亦无不皆然。独国文一科均毫不注意。”[24]各公立中学堂忽视国文课之态度可见一斑。《奏定大学堂章程》中明确设定经、文两科，并规定了文学研究内容与课程[25]，但是实际情况并不乐观。陈石遗《请大学经文两科学生由各省保送议》说：“大学为各高等学堂卒业生升入之地，惟经、文两科皆旧学。揆诸今日情形，非变通办法，必至有学科，无学生。”[26]学生与师资缺乏是一个关键问题，张之洞率先改武昌经心书院为存古学堂[27]，此后湖北、安徽、江苏、陕西、广东、四川、甘肃、山东等效仿相继创办存古学堂。存古学堂之设在于为各学堂提供经学、国文、历史的师资，并为储备升入大学经文科的人材。清末学部参照湖北存古学堂的课程设置，对各省存古学堂制定了新的规章，《学部修订存古学堂章程》中规定学堂分经、史、词章三科，经学科、史学科除主修经学、史学各书以外，兼修词章，中等科词章授《古文辞类纂》，高等科授《文选》，参观选学各书；词章学，中等科五年，先纵览历朝总集之详博大雅者，使知历代文章之流别。次点阅讲读古人有名总集，兼练习作诗文；高等科讲读研究词章诸名家专集，第三年兼考经部、史部、子部之可以发明词章要旨者，并考古今词章之有益世用者，并要求以能自作为实际。[28]姚选与《文选》成为词章学的必修课。另外，安徽省所办存古学堂[29]值得注意，安徽省作为桐城派学术重地，沈增植认为“科学宜用西国相延教法，古学宜用我国相沿教法，书院日程，渊源有自。”[30]姚永概任文学教员、马其昶参与筹谋，两人已在此地讲论文学。其后严复主京师大学堂，设置经文科，在《与熊纯如书》中说：“比者，欲将大学经、文两科合并为一，以为完全讲治旧学之区，用以保持吾国四、五千载圣圣相传之纲纪彝伦道德文章于不坠……故今立斯科，窃欲尽从吾旧，而勿杂以新。”[31]这正是仿效存古学堂的办法。存古学堂作为新式教育体系的补充，在晚清民初教育转关之时是一种有益的尝试，对中国词章学的传授而言也不失为一种过渡的阶梯。传统书院教育中的词章学以及新式学堂中，词章学比重渐少，不得不另立学堂专门教授。清代文坛本以桐城派为正宗，晚清以来的词章学教育中桐城派古文依旧晚声势显盛。[32]姚选《古文辞类纂》作为桐城派的经典选本，成为后学诸人赖以为用的资源，在新旧教育转换古文存续的关头焕发新的生命力。[1]刘体智著，刘笃龄点校，《异辞录》，中华书局，年，第1页。
[2]吴闿生，《吴门弟子集》，中国书店出版社，年。
[3]郭立志编，《桐城吴先生年谱》卷四，台北：艺文印书馆，年，第37页。
[4]张百熙，《张百熙奏举吴汝纶为大学堂总教习折》（）称其“学问纯粹，时事洞明，淹贯古今，详悉中外，足当大学堂总教习之用……主保定莲池书院多年，生徒化之，故北方学者以其门称盛，允为海内大师。”朱有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二辑上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年，第页。
[5]各人任职年月：吴汝纶、张鹤龄（年起）、国文教习郭立山（年10月至年12月）、经学教员林纾（年8月至年12月）、经学教员陈衍（年4月至1年12月）、经文科教员林纾（年正月至年3月）、经文科教员陈衍（年正月至年12月）经文科教员马其昶（年正月至年3月）、经文科教员姚永朴（年正月至年3月，民国年3月辞职11月复来任文科教员）、经文科教员陈遵统（年7月至年1月）。据《国立北京大学廿周年纪念册》中前任职员题名录。
[6]对于林纾是否属于桐城派议论较多，但是他与桐城派诸人关系紧密，可视为桐城学人圈中的一员。参见林纾《赠马通伯先生序》、姚永概《慎宜轩文集序》，《东方杂志》年第6期。
[7]参见盛朗西，《中国书院制度》，中华书局，年。
[8]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文史通义新编》，上海古籍出版社年，第页。
[9]如钟山书院，清乾隆年间，杨绳武《钟山书院规约》首以先励志、务立品、慎交游、勤学业，次要求穷经学、通史学、论古文源流。姚鼐主钟山书院，以古文相倡。道光十二年，胡培翚入主钟山书院，教导诸生“本之经传注疏、宋儒理学之书，参之子史百家之说，以究其理，以赡其辞；熟读汉、唐、宋古文，以充其气；熟读前辈时艺之佳者，以习其法程。”《钟山书院课艺序》，见《研六室文钞》卷六。刘熙载主龙门书院，课程包括经史、词章、杂学。诂经精舍也兼治诗古文辞等。以诂经精舍、学海堂为代表的书院也习骈文。另参见陈曙雯，《经古学与19世纪骈文的发展》，《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年第3期。
[10]张之洞，《创建广雅书院折》（年），见赵德馨主编，《张之洞全集》，武汉出版社年，第-页。《广雅书院学规》（年），见刘伯骥，《广东书院制度沿革》，商务印书馆，年，第页。
[11]冯煦，《答祁生师曾书》，见《蒿庵类稿》癸丑刊本卷十四，第页。
[12]《总理衙门筹议京师大学堂章程》（），汤志军等编，《戊戌时期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年，第页。
[13]《上谕：人才为政事之本》，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第4册，中华书局，年，第页。
[14]《上谕：科举为抡才大典》中规定乡试、会试，头场试中国政治、史事论五篇；二场试各国政治、艺学策五道；三场试四书义、五经义。《光绪朝东华录》第4册，第页。
[15]何良栋辑，《皇朝经世文四编》，文海出版社，年，第1页。
[16]陈澹然，桐城人，光绪间举人，师事方宗诚，与同邑马抱润、姚蜕私、姚慎宜等诸先生交游，为文不守桐城义法，宣统二年于京师大学著《晦堂文论》。《文鑑统例》“所选义归经世，文必雅驯，屏词赋一门，尽刊浮藻而约其目曰纪述曰典制曰策论曰书疏曰诏令与箴歌，一删厐类。”《江西官报》，年第2期。
[17]张晚霞点校，《晦堂书录》，《安徽文献研究集刊》，年第1期。
[18]吴汝纶，《与李季皋》，《吴汝纶全集》第三册第页。案，此说乃针对《总理衙门筹议京师大学堂章程》（）中规定各学堂功课书由上海开办译书局，专门纂译，“其言中学者，荟萃经子史之精要，及与时务相关者编成之，取其精华，弃其糟粕。”
[19]吴汝纶，《答贺心铭》、《与康乐》，《吴汝纶全集》第三册第、页。
[20]袁世凯《奏办山东大学堂折》，璩鑫圭，唐良炎编《学制演变》，上海教育出版社，年，第59-60页。
[21]《奏定高等学堂章程》规定各省城设置一所高等学堂。分三类，第一类预备入经学科、政学科、文学科、商科；第二类预备入格致科、工农科；第三类预备入医科。其中均习中国经学、文学。课业表，第一类合计36学时：中国文学要求练习各体文字，第一年每星期5点钟（经学2点钟，英语9点钟）第二年（文学同前年，4点钟），第三年，文学同前年，兼究历代文章流派，4点钟；第二、三类，基本同第一类，课程逐年减少维持在2点钟左右。
[22]《饬送国文专修科学生》一文指出：“自科举停废，士兢科学，熏染欧化，弁髦国文，晋宋不知，乌焉误写，求一普通书记之才，绝不可得。”《四川教育官报》，年第5期。
[23]《新定学务纲要》，《东方杂志》，年第3期。
[24]《此之谓保存国粹》，《广益丛报》，年第7期。
[25]《奏定大学堂章程》“文学研究要义”规定，研究内容包括文字、音韵、训诂，文章的地位与作用，文章作法，历代文章体格，历代文论之异同，外国文法，文学与人事、国家、地理、外交、新法、世界考古之关系，文章之弊病等几方面。中国文学门科目有文学研究法、说文学、音韵学、历代文章流别、古人论文要言、周秦至今文章名家、周秦传记杂史周秦诸子、四库集部提要等课程。
[26]陈石遗，《石遗室文集》，见林彰庆等编《民国文集丛刊》第1编，台中：文听阁图书有限公司，年，第页。
[27]张之洞，《两湖总督张札设存古学堂文》，《东方杂志》，年第1期。
[28]《学部修订存古学堂章程》，《教育杂志》，年第3卷第5期。
[29]安徽存古学堂，倡议于年，后因兵变未及实现，1年由沈增植命姚永概、吴季白等草拟章程，聘请朱孔彰、姚永概、李详、程仲威分任经学、词章学、史学兼《文选学》、理学教员。分经、史、文、理四门。习文者以《说文》为必修课，修习富哲学性之诸子及富文学性质楚辞、《文选》等书及汉魏以来之诗文集为二科。参见高正方，《安徽存古学堂——清末安徽新教育中之一节》，《学风（安庆）》，年第3期。
[30]沈增植，《致缪荃孙》，见《艺风堂友朋书札》，上海古籍出版社，年，第页。
[31]严复，《与熊纯如书》，《严复全集》，中华书局，年，第页。
[32]参见刘声木，《桐城文学渊源考》、《桐城文学撰述考》，直介堂丛刻初编本。
晚清新式学堂虽兼习中西，实际以西学、经世为主而中学却日趋没落，词章学亦因其“无用”而备受冷落。《国粹学报》年载文称“乃维今之人，不尚有旧，自外域之学输入，举世风靡。既见彼学足以致富强，虽诮国学而无用。”[1]此时时人所鹜在时务之学，经史词章学不仅被诮无用且无暇顾及。而伴随着外来政艺思想传入的还有来自东西方的词语、文法，这与传统的古文格调截然不同。以时兴的报章文体来说，“自报章兴，吾国之文体，为之一变。汪洋恣肆，畅所欲言，所谓宗派家法，无复问者。夫宗派家法，固不足言，然藩篱既决，而芜杂鄙俗之弊，亦因之而起。”[2]“自日本移译之新名词流入中土，年少自喜者，辄以之相夸，开口便是，下笔即来，实文章之革命军也。”[3]叶德辉批评《时务报》、《知新报》中“异学之诐词、西学俚语”各种新名词触目皆是，认为“不得谓之词章。”[4]林纾《选评古文辞类纂》一方面对于朴学一派的考据文章不满，另一方面对新文体提出批评：“所苦英俊之士，为报馆文字所误，而时时复搀入东人之新名词……惟刺目之字，一见于字里行间，便觉不韵。”[5]西学涌入带来的语言、文字之变，与清代崇尚的清真雅郑文风严重背离。除了翻译之外，小说译创也盛极一时，年维新派创办的《国闻报》倡导由翻译以通中外治故，连载《本馆附印说部缘起》，极力抬高小说的地位，意图以流传广泛的小说承载社会教化与启蒙的任务。古文不讲家法、派别的现象乃至以小说为教，使吴汝纶忧虑重重：西学既行，又患吾国文学废绝。近来谈西学议政策者，多欲弃中国高文改用俚言俗说，后生才力有限，势难中西并进，中文非专心致志，得有途辙，则不能通其微妙，而见谓无足重轻，西学畅行，谁复留心经史旧业，立见吾周孔遗教，与希腊、巴比伦文学等量而同归澌灭，尤可痛也。[6]
今议者谓西人之学，多吾所未闻，欲瀹民智，莫善于译书。今西书之流入吾国，适当吾文学靡敝之时，士大夫相矜尚以为学者，时文耳，公牍耳，说部耳。舍此三者，几无所为书。而是三者，固不足与文学之事。[7]
对他而言时文、公牍、小说均非文学，固守桐城派古文的严格规范，认为以俚俗为教则西学行而中学废。实际上举国维新图谋富强之际，桐城派空谈义理、标榜文统，专研词章并不合时宜。倡导西学与经世致用的冯桂芬在《复庄卫生书》批评桐城派义法说，称“举凡典章制度、名物象数，无一非道之所寄，即无不可箸之于文”，“操觚者以义法为古文，而古文卑。”[8]实际反映了对于扩大古文的思想内容以及打破形式拘束的内在要求。古文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冲击，桐城诸人的危机感由此而生。吴汝纶《与林琴南》请其代校《古文四象》，称“方在振兴西学之时，而下走区区传播此书，可谓背戾时趋。然古文绝续之交，正不宜弁髦视之。”[9]桐城诸人致力于古代词章传习，以应对西学传入后的语言文字之变，更深一层则是出于保存国族精神的需求。汝纶以姚选为学堂必用书，称：“姚选《古文》，即西学堂中亦不能弃去不习，不习，则中学绝矣！世人乃欲编造俚文以便初学；此废弃中学之渐，某所私忧而大恐者也！”[10]吴氏强调姚选作为中学的入门基础，反对以俚俗之文教初学，更是为了使周孔遗文绵延不绝。在桐城派诸人看来，古文代表的不仅仅是传统的词章之学，更是国族精神与命脉的象征。王金绶为吴闓生《国文教范》作序称：“一国民族有一国民族之精神，一国民族之精神皆由数百千年神圣贤人之精神递相陶铸而成，精神亡，虽土地山川无恙而民非其民，国非其国矣”，认为六经、诸子，汉唐诸家以及归有光、方苞、姚鼐、曾国藩诸人文章，是国家民族精神的卓越典范，“宜先精研吾国斯文之传以植基，而增融化之力，而后彼学之美皆为供我进步之资粮。”[11]故主张选评文章使后人沿流溯源，上探古人精神，以资演进。中国传统学术、文学成为他们心中应对西潮冲击、保存国族精神的资源。姚永朴说：“盖文字之于国，上可以溯诸古昔而知建立所由来，中可以合大群而激发其爱国之念，下可以贻万世而宣其德化政治于无穷……夫武卫者，保国之形式也；文教者，保国之精神也。故不知方者，不可与言有勇”，“欲教育之普及，必以文学为先；欲教育之有精神，由必以文学为要。”[12]在国人惟新是谋之际，他们致力于宣扬中国词章的精神，自觉承担起保存旧学的责任，希望由此进阶吸收外国新学求得进步。正如林纾所说“文运之盛衰，关国运也”[13]，诸人视古文为关乎一国之精神与存亡的关键所在。此时，姚、曾选本已经不是单纯的古文选本，所选文章乃是熔铸六经、诸子而成，汇集了古文的精华，成为后世选本的标准与模范，是寄托国运与民族精神的载体，也是宣扬爱国意识的辅助工具[14]。
《国文教范》书影
国群铸一社年版
相比西学的技术与实用性，吴汝纶认为中学之根本在“文”，其主莲池书院期间，增开东、西文两学堂，保存旧学之际亦重视西学，“其为教也，一主乎文”，另一方面“以为欧美之学，号为文明，明有余而文不足；吾国周孔之教，独亦文胜。后世失治，由君相不文，不知往昔圣哲精神所寄，无由化裁通变以为民用。”[15]认为中国之文承载周孔圣哲的精神，以此为基础，融汇西学以求富强。故而文学性因素较强的姚选成为他心目中的理想选本，不仅亲自加以圈点，且编成《古文辞类纂校勘记》二卷评点一卷附诸家评识一卷。曾国藩选《经史百家杂钞》增加了经、史类文章以及叙记类、典志类文体，不仅具有现实的经世致用意义，也扩大了桐城派古文的范围。吴汝纶《答廉惠卿》中讨论学堂开设西学后，学西学者普及中学教育用书称：“鄙意西学诸生，但读《论语》、《孟子》及曾文正《杂钞》中《左传》诸篇，益之以梅伯言《古文词略》，便已足用。”[16]《古文词略》是姚选的简本，可见上述诸书代表的正是吴氏所认定的经、史、词章之学的入门基础。吴汝纶在教学之中编选《桐城吴氏古文读本》、吴闓生为保定两江学堂编《桐城吴氏文法教科书》（年刊本）[17]、《国文教范》（年印行）、李刚己选评《古文辞约编》[18]，乃至林纾编《浅深递进国文读本》、《中学国文读本》等，都是以姚、曾选本为基础删减或扩充而成。清末民初桐城派的古文读本及其教授的古文技法在中小学堂词章教育乃至民初国文教育中引领风骚[19]，这也与当时的教育章程相符。[20]《桐城吴氏古文读本》书影
上海文明书局光绪三十四年（1）版
晚清以至民初京师大学堂时期的古文教育领域，林纾、姚氏兄弟、严复、陈衍、尚秉和[21]等崇尚古文的人联系紧密，时常群居相讨论，陈遵统记载：“曩在民元，与桐城姚仲实、姚叔节、吴辟疆，吾乡严几道、陈石遗、林畏庐诸老，同执教国立北京大学，群居讨论，以为文评之类，至明清而始精，文集之类，待姚、曾而始备。是故昭明之选，彦和之书，在昔号为空前者，即今观之，犹有待于推广。”[22]言下之意，姚、曾所编文选可遥续昭明之后，乃是选本中最为精善的，桐城诸家文论也推阐刘勰所未道者。于此也可见诸人学术的指向标。桐城后学诸人正是以对姚选的笺证、评点、阐释中，逐渐将桐城派的文学理论灌输进近代的词章教育领域。[1]《拟设国粹学堂启》，《国粹学报》，年第1期。
[2]《中国各报存佚表》，《清议报》，年第期。
[3]徐珂编撰，《清稗类钞》“新名词入诗”条，商务印书馆，年，第13册第页。
[4]叶德辉，《〈长兴学记〉驳义》，见苏舆编《翼教丛编》，上海书店年，第-页。
[5]林纾选评，慕容真点校，《选评古文辞类纂》，浙江古籍出版社，年第2页。
[6]吴汝纶，《答方伦叔》，《吴汝纶全集》，第页。
[7]吴汝纶，《天演论序》《吴汝纶全集》第一册，第页。
[8]冯桂芬，《显志堂稿》卷五，光绪二年校邠庐刊本。
[9]《吴汝纶尺牍》，《吴汝纶全集》第三册，第-页。
[10]吴汝纶，《答严几道书》，《吴汝纶全集》第三册，黄山出版社，年，第-页。
[11]吴闿生编，高步瀛集笺，《国文教范》卷首，民国二年京师国群铸一社石印本。
[12]姚永朴，《文学研究法》，凤凰出版社，年，第10页。
[13]林纾选评，慕容真点校，《选评古文辞类纂》，第1页。
[14]袁世凯任职直隶总督时，提倡发展文教，重建在战火中焚毁的莲池书院，称“欲保存国粹。而国粹之大者，莫如词章。故欲取成学之士，聚之馆中，专讲求古文义法。”另外尚有政坛枢要的徐世昌为之鼓吹。
[15]李景濂，《吴挚甫先生传》，《吴汝纶全集》第4册，第页。
[16]吴汝纶，《吴汝纶全集》，第页。
[17]贺葆真记载此书是吴闓生在保定任学务处编译事兼充校士馆（即莲池书院）教员时所编，称：“此书阐明吾国文字之妙用，藉文字以上窥作者之意旨，诚教科书中未有之善本也。”徐雁平整理，《贺葆真日记》，凤凰出版社，4年，第页。
[18]转引自洪本健，《清末民初的中小学堂读本－李刚己的〈古文辞约编〉》，《文史知识》，5年第9期。
[19]参见吴微，《桐城文章与教育》第一章，安徽大学出版社，2年。
[20]《学部第一次审定中学堂初级师范学堂暂用书目凡例》中规定，中国文学应遵《奏定章程》择读《御选古文渊鉴》。此外如蔡选《古文雅正》、唐选《古文翼》、姚选《古文辞类纂》、黎选、王选《续类纂》、梅选《古文词略》、曾选《经史百家杂钞》、贺选《经世文编》皆可选读，不复列入书目。《教育杂志》，年第9期。
[21]按，尚秉和，幼时从吴汝纶问学。宣统间任教京师大学堂（年12月离职），著有《古文讲授谈》（）等书，与姚永朴等相友好。姚永朴《文学研究法》讲论义法，曾引《古文讲授谈》一书。此书十二卷，“凡文章家讲求义法、传授心印之言，靡不辑录，而于叙事之法讲论尤详”“自此书出，河北大儒王晋卿先生，桐城姚仲实姚叔节诸名士，皆叩门来访，引为同气”参见《滋溪老人传》，《周易尚氏学》，九州出版社，年，第-页。
[22]陈遵统，《国文学》年再版，第1页。
姚选古文及其衍生选本，不仅可以直接用作中小学课堂的读本，其中选文的评点中所蕴涵的理论批评更是近代以来古文教育取之不尽的资源。选本的笺注、评点是桐城派学人推广其文学观念的一种重要途径[1]，桐城派诸人不仅评点、批注姚选，其他各类别集编选、评注亦相当丰富[2]，其中尤以姚选为共同的依归。徐树铮汇辑《诸家评点古文辞类纂》七十四卷，汇录方苞、刘海峰、姚鼐、李兆洛、梅曾亮、张裕钊、吴汝纶、吴闿生以及陈师道、朱熹、真德秀、王守仁、唐顺之、归有光、茅坤、方绩、蔡世远、曾国藩等人的圈点与评识。这种辑评则是关于一书的评点之汇辑，辑评中尤可见出相似的批评意见，累积之下审美品位立见。评点[3]本身就与文学批评紧密相关，评即是一种批评。评点附着于选本，随文批点，简短赅要，意在发明古人用心之所在，勾稽高文之隐旨。自《古文关键》以来，已经形成了关于评点中，体式、用意主张、文势规模、纲目关键、警策句法等程式。归有光评点《史记》，指点“若者为全篇结构，若者为逐段精彩，若者谓意度波澜，若者谓精神气魄。”[4]以便于拳服揣摩，因其过重文章形式且近于时文见解，受到章学诚的批评。方东树称：“古人著书为文，精神识议固在于语言文字，而其所以成文义用或在于语言文字之外，则又有识精者为之圈点，抹识批评，此所谓筌蹄也。”[5]即评点乃是对于古文创作由表及里的分析，后来者可由此学习古文创作之法，这基本上是桐城派诸人对于评点的共识。林纾称诸家所评姚选与“宋明诸老则务求深解，好作高谈，非毁前人，毛举细事，用矜其识”[6]的批评方式不同，诸人评点上继《典论·论文》《文章流别论》《文心雕龙》诸书，可见其对于评点的文学理论性层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