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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学人习用的“沿革地理”治学方式是受制于历史学的基本“话域”的。到年，学界完成从“沿革地理”到“历史地理”的转变，遂进入到地学“话域”的新阶段。在经历了顾颉刚、侯仁之两代人的探索后，历史地理学的学科“话域”终于确定，学者们的思维随之敞开，无论是在人文还是自然地理方面，“历史时期”、“地名定位”、“分布及其变迁”之诸多表述便构成了该学科最基本的同行话语，“时空差异”、“变化驱动力”等新词汇属于更进一步的地学表达。对近百年来历史地理学“话域”和“话语”进行语汇学上的分析，揭示学科建立的曲折之路，弄清楚其中更多的事实和原委，是今日学界的共同职责。
一、历史地理学的现代“话域”从“地理沿革史”起始
年3月，一份朴素的同人刊物在北平市成府路蒋家胡同三号开始发行。这份名为《禹贡半月刊》的杂志扉页上写的出版者是禹贡学会，编辑者是顾颉刚、谭其骧，卷期是第1卷第1期，出版时间为“民国二十三年三月一目”，《发刊词》里这样写道：
历史是最艰难的学问，各种学科的知识它全都需要。因为历史是记载人类社会过去的活动的，而人类社会的活动无一不在大地之上，所以尤其密切的是地理。历史好比演剧，地理就是舞台；如果找不到舞台，哪里看得到戏剧!所以不明白地理的人是无由了解历史的，他只会记得许多可佐谈助的故事而已。
这段文字言简意赅地阐明了历史研究中“地理”内容的重要性。“历史好比演剧，地理就是舞台；如果找不到舞台，哪里看得到戏剧!”如此通达、畅快的话语，谁读了都不会忘记(也就成了受话人)。《发刊词》还说“自然地理有变迁，政治区划也有变迁”，所举之例有黄河、济水、兖州，这就引出了“地理沿革史”的概念。
其实，在年之前，国内读书界已经有“历史地理”这个学术术语了。据研究，“年11月至年１０月，是《史地学报》提倡历史地理学并引领风骚的时期”。禹贡学会的核心人物是私立燕京大学的顾颉刚(-)，他被尊为中国历史地理学研究的倡导者，何以在当时提出的是“沿革地理”而不是“历史地理”?这同历史地理学当年“话域”的渊源有关。
原来，禹贡学会是“一群学历史的人，也是对于地理很有兴趣的人”，它们正在做的一种努力，就是“转换一部分注意力到地理沿革这方面去，使我们的史学逐渐建筑在稳固的基础之上”。顾颉刚做事勇为，最擅长组织和编辑出版书刊，尤其爱惜人才，它借在燕京大学、北京大学开设“中国古代地理沿革史”课程之故，便邀请在辅仁大学讲授中国沿革地理课程的谭其骧一同创办学会、刊物，使三校学生的课艺文字有一个切磋和公开展示的机会。此举在当时诚为组织同人开展学术活动、培植后学上进的最佳方式和途径，在他的号召和身体力行下，禹贡学会聚集了一批学术英才。
由于禹贡学会的根基是“史学”，大家是在史学范围内说话写文章，形成客观存在的一种“话域”，而它的基本成员均为在大学历史系研习“古代地理沿革史”的师生，“沿革地理”的内容即为大家的共同“话语”，所以，从实质上看，《禹贡半月刊》即为一份同人刊物，是在史学“话域”中阐发己说的一个“话语”园地。
从禹贡学会中走出来的谭其骧、侯仁之、史念海等学者，后来都成为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对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而早年的禹贡学会和《禹贡半月刊》自然就被今人视为培养历史地理学者的重要媒介了。他们以中国地理沿革史第一篇《禹贡》为号召学人的旗帜，足以反映当时史地英才们的学识特点及其对学术渊源的崇敬和遵从；从之者达二百人的实际效果，则显示了中国地理沿革史的号召力。抗日战争结束后，顾颉刚恢复了禹贡学会的工作，曾借北平《国民新报》一角开办《禹贡周刊》。其《发刊词》说，本会以研“中国地理沿革史”为标的，创办的《半月刊》历经数年，蔚为“历史的地理”之总集。
从年《禹贡半月刊·发刊词》说“转换一部分注意力到地理沿革这方面去”，到年《禹贡周刊·发刊词》把研究“中国地理沿革史”作为标的，透露出三点信息：一是禹贡学会的学术活动表明，其学术追求在于地理沿革史，虽属于历史地理学内容，但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地理学，所以，禹贡学会成员中未见有地理教师(学者)，致使研究中缺少了地理学者的话语表达。二是扎根在史学土壤里的“沿革地理”，其结构严谨，论题具体，在具体研究中难以转换为地理学性质的研究。三是尽管《禹贡半月刊》中已有“历史地理”词语和术语的使用，“历史的地理”之理解也得其真谛，终因没有人专心留意和探讨它的理论，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时代背景下，致使这一学科“话域”不能呈现为当时的主流思想。
二、现代地理学对“话域”的强化
进入年以后，中国传统的“沿革地理”研究在受到多次冲击后开始向历史地理学转变(这意味着是从史学“话域”到地学“话域”的转变)，其推动力来自于北京大学地质地理系的侯仁之教授（一）。这里面既有个人因素，也有诸多客观因素。
侯仁之的客观因素之一，在事隔五十八年后如他本人所说：“一直到大战结束后，我前往利物浦大学的时候，ProfessorPoxby已经退休，而他的继任者CliffordDarby教授正是现代历史地理学奠基人之一，我深受ProfessorDarby的影响，并把他所倡导的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方法，第一次介绍到中国来，并对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个人因素则是，侯仁之从燕京大学毕业即留校工作，“煨莲师早已体会到我的学术兴趣已经从历史学转到地理学”，所以，早在年春天的某一天，身为燕京大学教务长的洪业(字煨莲)就通知侯仁之作出国深造的安排，具体是地理系师资很好的英国利物浦大学。侯仁之后来说，“……煨莲师的这一命题，实际上已经把我引向历史地理的研究领域，而煨莲师自己并非历史地理学家”。由此看来，是明智而善于提携后学的良师在指点着学生的未来发展方向。
侯仁之于年在英国利物浦大学完成的博士论文《北平的历史地理》(HistoriealGeographyofBeiping)五十年后在国内刊出。按照近代学位制度实行后的情况来看，该篇论文是中国留学生最早完成的历史地理学领域的博士学位论文，其指导教师达比(ClifordDarby)则是欧洲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当年侯仁之回国，投身到社会主义建设的洪流中，按其求学经历，属于美国地理学史专家詹姆斯·普雷斯顿所称的中国地理学界的“欧美学派”。
在侯仁之尚未回国前，他已将介绍西方历史地理学观念的译文投到天津的《益世报》上发表，并做了一些学术沟通的工作。及至回国，先在年7月出版的《新建设》上发表《“中国沿革地理课程”商榷》一文，后在《北京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年第1期发表《历史地理学刍议》一文，两篇论文发表时间相隔约十二年，均成为引导国内学界方向的重要文献。
相对而言，将个人的学术兴趣“从历史学转到地理学”毕竟是容易的，而对于—个学术团体的研究方向来说，显然是不容易的。困难之处在于，要在思想上跨越学科的界限，要从史学“话域”走向地学“话域”，不仅自己要接受他人的看法，而且还意味着有时要自己说服自己。在轻松的文字中尚难找到侯仁之的真情表白，他的思想严谨而锐利的学术论文却可以反映这一点。《“中国沿革地理课程”商榷》一文有如下话语：
……“历史地理”在我国学术界也并不是一个新名称，不过在以往大家把它一直和“沿革地理”这个名称互相混用了，以为两者之间根本没有分别，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现在我们不应当再让这样的错误因循下去了。同时在大学历史系中所列为选修课的“中国沿革地理”，也应尽早改为“中国历史地理”，其内容不以历代疆域的消长与地方政治区划的演变为主，而以不同时代地理环境的变迁为主……到了我们真正在大学里能够开设一门比较合乎理想的“中国历史地理”的时候，不但历史系的学生就是地理系的学生也将视之为必要的课程了。
他于年初发表的《历史地理学刍议》一文，引用恩格斯著作里的论述作为论据，阐发了“沿革地理仅是历史地理研究的初步”的观点，代表地理学界高度概括了历史地理学的学科性质，具有很明显的时代语境：
历史地理学是现代地理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其主要研究对象是人类历史时期地理环境的变化，这种变化主要是由于人的活动和影响而产生的。历史地理学的主要工作，不仅要“复原”过去时代的地理环境，而且还须寻找其发展演变的规律，阐明当前地理环境的形成和特点。这一研究对当前地理科学的进一步发展有极大关系，同时也直接有助于当前的经济建设。
这篇论文发表之时，历史地理同人加盟地理学界的工作实际上已经完成了，因为在学会组织上加盟一事是出现在年11月28日。这一天，中国地理学会借助在上海举行年会的时刻，召开了一次历史地理学术讨论会，会上宣布成立了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到会的历史地理学者共提交了十二篇论文，大家就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对象、性质、作用及今后研究的方向和方法等问题展开了讨论，对不少重要问题取得了基本一致的看法。这一天前后，《光明日报》《文汇报》《人民日报》等都对有关历史地理学的讨论作了报道。从此以后，历史地理学者的论述，就多以属于地理学科性质来介绍了。而此时顾颉刚的身份是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一所一级研究员，谭其骧、史念海的身份分别是复旦大学、陕西师范大学的历史系主任。
据史念海说：“我清楚记得，抗战初期，我在北碚时曾和顾颉刚先生谈到这个问题。颉刚先生也颇为不满这门学科继续限于沿革地理这样的范畴。如何改变，颉刚先生首先提到要用地理的变化说明问题。当时包括禹贡学会绝大部分的会员在内都是从事历史学的研究的，如何去运用地理学的理论从事论证?颉刚先生当时肯定地说，应该尽量努力学习地理学。”前后联系，尤其是参照国外历史地理学的发展路径，用地理学来促进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发展，那是必然的。《禹贡半月刊·发刊词》所云“我们是一群学历史的人，也是对于地理很有兴趣的人”，于此走到了以地理为学问和事业的这一步。
三、历史地理学若干“同行”话语
历史地理学在经历了顾颉刚、侯仁之两代人的探索后，其学科“话域”终于确定了。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地理学者可以被称为地理学者了。学科“话域”一旦确定，最为兴奋的还应该是本学科的学者们，他们的思维也随之敞开。历史地理学之内，习惯分为历史自然地理、历史人文地理两大门类，这也是将历史地理学划为地理学科的一个基本理由。学界内日常“他是搞自然的”、“我是搞人文的”这么一种认同，既反映了自然地理、人文地理之间存在的本质差异，同时也体现了研究者已具有的学术专长和兴趣。此外，结合历史学治学特点的“断代”习惯、结合地理学治学特点的“区域”划分和“地理要素”选择，学者们根据自己的兴趣和冶学条件，各有所取，发覆旧案，探索新题，不断开拓；而考据学方法仍然是部分学者根本所系的冶学要领，采用其他的历史学方法、地理学方法、考古学方法或社会学方法等从事研究的人员则愈来愈多。
学界归属地理学科的一个自然结果，是学者们在治学中形成了不少的“同行”话语，这符合学者们对研究对象的自我认可，也经得起地理学目光的考量。作为说话人，学者们经常使用的学术“话语”有如下内容：
“历史时期”：有文字以来的人类历史，已成为中国历史地理学界普遍认同的历史时期的划分起始，而以近现代最近的时期作为研究段落的落脚，则完全尊重学者选题中的自我界定。只要是在“往目”之内，即符合历史地理学所探索的所谓“时过境迁”的那些内容。按朝代或任何一种历史分期来组织和叙述史实，皆为研究者的自愿。
“地名定位”：此即前人所做的“地望”、“地理位置”类的考订研究。这是历史地理学的基础性工作，数千年历史上大量的人类活动迹象和认识，很多都是由地名来记录和表征的。由于中文文献记录的逻辑性、准确性特点，大量的历史地名可以通过考证工作予以定位(含地名位置多解的场合)，也有少量的地名限于文献记载简略而难以考证出今了，如甲骨文与青铜铭文中的难考地名、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部分图幅间所列“无考地名”等。
“分布及其变迁”：前人习用地理事物之“考实”、“考异”来涵盖此类研究。地表地理事物在历史时期的分布状况，对于历史地理学来说是相当重要的。若缺乏这样的地理事物分布的内容，无异于说历史地理学所研究的对象是空泛的。甚至每一个时代每一个地区这样的地理事物分布都是最基本的，它们所构成的景观正是往日一个个时间断面业已日渐消失的地理面貌之基本图景。没有分布就无所谓变迁，而有了过去地理事物分布的内容，才有这些地理事物发生变迁的基本材料。识别和划分这些地理事物，早已有气候、地貌、水文、土壤、动植物等或者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分别归属于自然地理、人文地理的诸项要素(地理学界习称部门地理)，可供研究者分辨和习用。在本质上，这些地理事物又同今日野外考察所见所识的地理现状相通相连。
“时空差异”：这是从地理学科直接习用的专业术语。当研究工作进入到地表地理事物分布及其变迁略为清楚的层次上，就有了对该专题时空差异进行理论分析的必要性。这里的时空指的是历史时期叠加历史区域，研究者构建的是一个历时的区域空间及其地理事物复原，而且要指出其时空差异之所在，这当然符合现代地理学的研究特点。现有的历史地理学性质的类似研究，其表述多为文字形式的，若有更细致的研究图表作为基础，当有利于作出高屋建瓴的理论分析
“变化驱动力”：这是从全球变化领域直接习用的专业术语。历史时期由于加入了大量高频次的人类活动因素，所以影响地理环境面貌发生变化的驱动力就成为两个——自然界固有的变化过程与人类活动的叠加作用及其影响；而对于后者的研究，不仅是历史地理学者的自觉意识，也日益成为地理学界、地球科学领域乃至社会各界对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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