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周书房」的
九十岁时,黄永玉写:“世界长大了,我他妈也老了。”
黄永玉:世界长大了我也老了黄永玉,年生,湖南凤凰人。受过小学和不完整初级中学教育。16岁开始以绘画及木刻谋生。曾任瓷场小工、小学教员、民众教育馆员、剧团见习美术队员、报社编辑、电影编剧及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创作水墨、水彩、油画、雕塑、木刻、版画,也写诗、散文、小说、剧本。出版多种画册,著有《永玉六记》《吴世茫论坛》《太阳下的风景》《比我老的老头》等书。
八十岁时,黄永玉写:“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随心所欲不逾矩,八十脸皮太厚刀枪不入。”
九十岁时,黄永玉写:“世界长大了,我他妈也老了。”
黄永玉画作
黄永玉曾说,平生最喜欢的是文学,第二是雕塑,第三是木刻,第四才是绘画,但前三项都靠绘画养着,因为稿费太低了。董桥也评价,黄永玉的文章第一,书法第二,画第三。对此,黄永玉老老实实地说:“对我来说,比较容易做的事情是写文章,也比较快活,快乐的基础是好多朋友喜欢看我写的东西,那我就开心嘛。画画嘛,我的朋友也喜欢,但画画更大的好处就是可以卖钱,卖了钱可以请朋友吃饭,可以玩,但画画没有写文章这么开心。”
上海三剑客
抗战胜利后的上海,黄永玉、汪曾祺、黄裳“三剑客”结成好友。年,汪曾祺在致沈从文的信中说:“黄永玉是个小天才,看样子即比他的那些小朋友们高出很多。我想他应当常跟几个真懂的前辈多谈谈,他年纪轻(方二十三),充满任何可以想象的辉煌希望。真有眼光的应当对他投资,我想绝不蚀本。若不相信,我可以身家作保!我从来没有对同辈人有一种想跟他有长时期关系的愿望,他是第一个。您这个作表叔的,即使真写不出文章了,扶植这么一个外甥也就算很大的功业了。给他多介绍几个值得认识的人认识认识吧。”黄裳后来亦回忆:“当年在上海,他和曾祺总是一起见访,一起小吃,吹牛,快活得很。他俩都是才人,所谈也都是妙事,不易忘记。曾祺到北京去了,通讯渐疏。永玉也在北京,想来他们一定过从甚密。曾祺的小说集《羊舍的夜晚》还是永玉为他作了木刻插图。想不到十六七年间他们见面不多。想来曾祺别有一个过从的圈子,我总想他们的不常在一起无论对曾祺还是永玉,都是一种绝大的损失。曾祺在‘文革’后期,入样板团,以《沙家浜》一剧名世,还上了天安门。当时我在干校,为此还挨了一场批斗,思之惘然。”
黄永玉
汪曾祺
黄永玉与汪曾祺从亲如兄弟到淡如水,也许是大时代风雨洗礼的产物。汪曾祺逝世后,黄永玉回忆:“我的画只有他一个人能讲。他死了,这样懂画的朋友也没有了。和他太熟了,熟到连他死了我都没有悲哀。他去世时我在佛罗伦萨。一天,我在家里楼上,黑妮回来告诉我:‘爸爸,汪伯伯去世了。’我一听,‘呵呵’了两声,说:‘汪曾祺居然也死了。’这有点像京剧《萧何月下追韩信》中,萧何听说韩信走了,先‘呵呵’笑两声,又有些吃惊、失落地说了一句:‘他居然走了。’我真的没有心理准备他走得这么早,总觉得还有机会见面。他走时还不到八十岁呀!要是他还活着,我的万荷堂不会是今天的样子,我的画也不会是后来的样子。他在我心里的分量太重,很难下笔。”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在黄永玉回忆师友的《比我老的老头》一书中,没有写到汪曾祺。
香港忘年交
在香港,黄永玉曾任《大公报》临时美术编辑,同事中有查良镛(笔名金庸)、陈文统(笔名梁羽生)。也是在香港,黄永玉与聂绀弩、叶灵凤成为忘年交,日后又与黄霑、蔡澜成为忘年交。
香港当年有一家叫“美利坚”的馆子,童子鸡做得很出名,有一次黄永玉和朋友吃到一半,发现大家口袋里都没有钱,他对着饭馆里饲养的热带鱼画了一张速写,用手指头蘸着酱油抹在画上,算是着色,画完给叶灵凤打了一个电话。没过多久,叶灵凤笑眯眯地来了,黄永玉交上画,叶灵凤预支稿费付清了饭钱,大家尽欢而散。
黄永玉和金庸同年,当年叫他“小查”。几十年后,黄永玉的画展在香港举办,金庸去捧场,吃饭时,黄永玉指着身旁的金庸对大家说:“他比我大几个月,那时我们都叫他小查。”金庸笑道:“现在恐怕没有几个人叫我小查了吧。”香港有一家电视台采访黄永玉,请他谈金庸,黄永玉说:“查良镛根本不适合写武侠小说,他应该干别的事,他怎么会写起武侠小说来了呢?”
晚年置豪宅:“就是艺术创作”
黄永玉画风多变,晚年热衷于置办豪宅:北京的“万荷堂”,凤凰的“夺翠楼”、“玉氏山房”,佛罗伦萨的“无数山楼”。他说:“我那是发疯了,神经病嘛。我研究过我自己,怎么到处都有房子?现在我想那就是一个艺术上的创作。借用素材来创作,每一个不同的素材在不同的地方不一样。”
“万荷堂”一角
对画画,黄永玉自有一套看法:“我一生没有寻找伟大的意义,不想把画画提高到深刻的意义上。人家问毕加索:‘你的画什么意思呀?’毕加索说:‘好看不好看呢?’‘好看是好看。不知道你的画说些什么。’‘你听过鸟叫吗?’‘听过。’‘好听不好听啊?’‘好听。’‘你懂得它是什么意思呀?’画画也是一样的道理。”“一个人喜欢把每一件小事,每一个活动,都讲成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但是人活着很多时候没有什么意义啊。人家问我为什么喜欢画荷花,我就说,我外婆打我,我就躲到荷花边……你真的以为我画荷花从这里开始?人应该冷静地对待这样一种东西,尤其是画家,喜欢把每一件事情都讲得很有意义。”
黄永玉所画的荷花
经历了那么多苦难,黄永玉和他的老朋友们从容且长寿。他说:“对人生从容一点,别嚣张,苦也别嚣张,得意的时候更不要,这需要修养,有知识的修养,也有人生的修养。我对一个年轻的朋友说,你不要光研究胜利者的传记,也要研究一下失败者的传记。胜利者写的传记里有很多夸张的东西,而失败者的传记里有很多东西都是真实的。”
黄爷爷的故事会
在任何一个场合,黄永玉的口才和气场使他总是当第一男主角。晚餐时座上有人问他:“您现在吃辣椒吗?”“用鼻子吃不行,用嘴巴就行。”又有人问:“平时有什么活动?”“打乒乓球啦,画画啦,拳击现在是不能打了,家里有个沙包,每天打打沙包。我弹钢琴的水平和我日文的水平差不多,认得中国字的那部分……”谈起他的故乡凤凰,“有一次,我在江边画画,一个导游带了一帮人,看我在江边的那幢房子。房子叫做‘夺翠楼’,导游就说,黄永玉以前有一个老婆是人家的,叫‘翠儿’,是黄永玉抢来的,所以叫‘夺翠’。其实哪有这种事情,从字面上讲,‘夺翠’就是把绿颜色‘抢’过来,在我们家乡话里说这件东西很‘夺翠’,就是很多绿颜色,颜色鲜艳的意思。”笑眯眯的黄永玉仿佛在讲与自己不相干的故事,“还有一次,我在凤凰的路上走着,有一个人一看见我,就叫:沈从文!”
黄永玉自画像
我也听过多次黄永玉笑谈“死”:“死了就烧掉,送到火葬场,人就回来,就不要再管,骨灰都不必要。鲁迅说,如果一个人不活在人的心上,他就真的是死了。为什么要活在人的心上?有什么理由你要活在人的心上呢?好像也没什么意思嘛。且不管这个,既不要骨灰,又不想活在人心上,你还想干嘛呢?所以我有几个方案:一个方案是骨灰不放火葬场,放在抽水马桶里,请一个有修养的、受人尊敬的老先生拉一下,举行个仪式。这个方案我爱人反对,说会塞住水管,找人修很麻烦;只好执行第二个方案,把骨灰一小包一小包地包起来,分送给朋友,栽花,但是有一个问题,到了晚上,朋友看了,觉得花长得比较怪,吓人。这样只好让朋友永远痛恨我,咬牙切齿地骂我,那就把骨灰揉在面里包饺子请大家吃,吃完了宣布:‘你们刚才吃的是黄永玉的骨灰……’关于死,杨宪益讲了很好的话,他说与其等人死了以后称赞人怎么好,不如活着时就开追悼会,他想自己快死的时候,搬一张靠椅,可以旁听大家吹捧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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